這是咸豐帝得到恭親王三人於同月13日「 奏統計全域性酌擬章程六條呈覽請議遵行折」及附件章程六條，命熱河行營王大臣審議後，正式準行的硃諭。它對原擬章程有所改動，最重要的是原件請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意爲辦理一切對外事務，而上諭定名「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將衙門權力限於「通商」即對外貿易。印信規定爲「關防」，即明清朝廷頒給執行臨時特別任務的官員的長方形圖章，表明這個新設衙門，非但職責止於外貿，而且隨時可以裁撤。
恭親王原來不通「夷務」，在咸豐帝出逃熱河前，被迫留京議和，由其岳父桂良和早任軍機大臣的文祥輔佐。之後，從懼洋到知洋，恭親王也對其兄咸豐帝面對洋人色厲內荏的心態洞若觀火。恭親王等與英法俄簽訂《北京條約》以後，深感清廷於「夷務」處理混亂不堪，弊在體制。朝廷各部和地方督撫司道，面對涉外的政軍商教事務，都需處理而無章可循，不知所措又必有所措，常因小事卻釀大禍。他們是否在與英法俄美使節談判過程中，得知後者俱受本國外交部門指授，從中得到啓迪，萌生帝國外交也應建立專門衙門的共識尚不清楚。但由他們共擬的章程，指出外交應統籌全域性，設置事權歸一而章法分明的總理衙門，卻不可不說他們已覺察到外交體制需要走出中世紀傳統，適應國際交往的現狀。
當然恭親王他們很瞭解傳統權力機制。尤其咸豐初恭親王曾任領軍機大臣，不久便因太能幹而被其兄咸豐帝罷官，遣回上書房重作學生。他因亂復出，與英法俄美議和，居然在簽訂新一輪屈辱的《北京條約》之後，英國聯軍依約撤出北京。於是滿清官紳士民，交口稱頌恭親王折衝尊俎有功。他與桂良、文祥，遂藉機向咸豐提議設置專辦外交的衙門。前揭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三他們的聯名奏摺，劈頭所述先前六十年的帝國外交失敗史，頗有趣，引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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