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設教」的雙重效應

FT中文網專欄作家朱維錚:對於滿清一代「神道設教」的雙重歷史效應,即愚民又自愚,怎麼從歷史本身予以解釋?仍屬疑問。

如前所述,滿洲長期保持薩滿信仰,每有軍國大事,皇帝總要率領王公大臣,到堂子跳神。據民初孟森考證,堂子所祭主神鄧將軍,竟是明朝成化三年(1467)在撫順與滿洲先輩建州女真作戰被殺的署都指揮僉事鄧佐,傳說他死後變成瘟神,害怕遭瘟的清室祖先,有病就通過薩滿跳神向他禱祝。這已夠奇怪了。更怪的是堂子在這位主神之上,又供有三大神,依次是如來佛、觀世音菩薩,還有關聖帝君。

如來、觀音,都是來自西天的「胡神」,滿洲「以夷款夷」合情合理。關聖帝君呢?就是三國蜀漢的關羽,但形象已非《三國志》記載的那個剛愎自用、被吳軍襲殺的關羽,而是元末明初羅貫中的小說《三國演義》神化的關公,一個只剩頭顱仍嚇得曹操生了腦癌的英雄「關壯繆」。

多年前,拙著《在中世紀晚期的〈三國演義〉》,已考察過滿洲統治者對關羽的離奇崇拜,指出崇拜的依據,就是最早譯成滿文的《三國演義》(作於1989年6月,見拙著《走出中世紀》增訂本,頁246-258,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此不贅述。但拙文提及的清朝乾嘉考史學家趙翼,所著《陔餘叢考》卷三五「關壯繆」一則,則值得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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