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共同特色,便是征服族羣的血統貴族高踞權力核心,依仗「全民皆兵」的征服族羣的武裝力量,吸納被征服各族的所謂文化精英參與文官統治。
不過,貫穿於清代全部權力史的滿漢雙軌制,也非滿清列帝所追步的金元機制的重複。它的結構準則是「以滿馭漢」,而作爲權力支的滿洲八旗,其實是以滿洲權貴爲核心的滿蒙漢人組合的軍事共同體。它設官分職必定區別滿漢,而漢軍與漢臣雖屬同族,卻有體制內外的區別,就是說漢軍旗人作爲滿洲「世僕」,享有滿洲血統貴族的若干特權,較諸被征服的漢人(也是被征服諸族的泛稱),也高出一等。它的外在形態,隨著滿清征服全國的內戰趨向結束似乎淡化,某些通過科舉或捐納晉身的漢人,也可位列宰輔或出任督撫,但那意味著滿漢雙軌制的傳統發生質變麼?
以往的清史論著,幾乎異口同聲曰是。推而及於晚清史,又異口同聲,譴責清末「排滿革命」思潮之非,說是上世紀初同盟會綱領十六字,竟有八字鼓吹「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將民主革命變形爲「種族革命」,乃轉移鬥爭大方向,體現了資產階級或者農民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云云。這樣的邏輯,推到極端,便是李澤厚們的「告別革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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