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實錄」不實，而滿清所有官修史書，均有同病，那麼要了解清史的實相，豈可不廣搜非官方的本土的乃至域外的資源？例如晚清史研究，所謂野史、筆記、碑傳、年譜、日記、函札、回憶錄，以及外人記載等，越來越受論者重視，合乎邏輯。
當然不能拒絕利用清代官修史書，它們到底有官方檔案爲依據，若干事件雖篡改也仍存蛛絲馬跡。同樣不能盡信非官方史料。比如清初王夫之曾任南明桂王政權的行人司行人，參與外交事務。但他的《永曆實錄》，對於這個小王朝上自太后、下至大臣多半皈依天主教，控制朝政的太后甚至遣使請求羅馬教廷組織新十字軍支持南明抗清，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卻不見蹤影。豈不表明號稱可信的野史，同樣存在「實錄不實」的毛病？
再如清人有關本朝歷史的筆記，在嘉慶朝被迫鬆動言論控制以後，漸出漸多。不論作者有心還是無意，有的填補清開國史的空白，有的重述已逝列帝留下的疑案，有的質疑前代治術乃至翻前代陳案。這類矛盾的歷史陳述越積越多，致使後人要了解清代歷史實相，即使涉及特定時地人事的某個實例，也非重視正野諸史矛盾的陳述的真僞的考辨不可。以前傅斯年宣稱「史料即史學」，把發掘歷史資源說成歷史研究的最高追求，固然是偏見，但半世紀來所謂「以論帶史」（實爲「以論代史」）的流行，致使史學變成語錄的綴合，猶如滾動版的「聖諭廣訓」，不更荒謬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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