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思考我們自由制度的危機時，我想起了差不多20年前我在柏林與德國反壟斷機構聯邦卡特爾局(Federal Cartel Office)前主席沃爾夫岡•卡特(Wolfgang Kartte)的一次邂逅。我問爲什麼他和他的繼任者往往對競爭案件持如此保守的觀點，特別是他們爲什麼如此輕視經濟論據。
像德國大多數經濟政策制定者一樣，卡特（於2003年去世）是一名律師。他表示，他認爲他的工作是幫助小傢伙抵禦大傢伙。這是律師的工作，不是經濟學家的工作。此外，他稱，他對於創造公平的競技場沒有興趣，而更願意讓競技場向小傢伙傾斜。
現代自由主義的危機也存在類似的因素。如今，我們也面臨著自己版本的小傢伙與大傢伙問題——除了沒人讓競技場向小傢伙傾斜。與大型跨國公司相比，小型公司要繳納更高比例的所得稅。金融危機之後的經濟政策最終導致收入和財富差距擴大。大量的移民流帶來了不安全感，新技術的到來也是如此。當你稱選民可悲時——或瞧不起他們，正如在英國退歐公投後的情形——你是在他們的傷口上撒鹽。
您已閱讀28%（435字），剩餘72%（1143字）包含更多重要資訊，訂閱以繼續探索完整內容，並享受更多專屬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