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按政客標準衡量，18世紀愛爾蘭國會議員博伊爾•羅奇爵士(Sir Boyle Roche)的言論也以愚蠢出名。「除非我是一隻鳥，否則我怎麼可能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這是他爲一次缺席給出的理由（其實同僚中很少有人對他的缺席感到遺憾）。但他的另一句評論——「爲什麼我們要不辭勞苦地為後人做任何事，因為後代又爲我們做了什麼呢？」——是留給後人的。
公共債務就是如今我們不顧後人的方法。英國的公共債務正在迅速接近100%的國民收入。如果我們的赤字處於國民生產毛額(GDP) 5%的水準，我們以損害後代利益爲代價，使自己的財富提升了5%，至少相對於我們本來會做到的——如果我們沒有運行赤字、而且其他一切保持不變。我這句話措辭小心翼翼是爲了說明，解釋這樣一項政策的影響需要多少前提假設。有許多關於赤字的概念（比羅奇更聰明的政客對此都容易混淆），通膨會侵蝕未償債務的實際價值，而且其他一切都保持不變是不太可能的（的確，這是不可能的）。不過，我們當中關心後代的人，不能不對我們遺留的債務感到擔憂。
但公共債務並非唯一（或者最重要）的進行世代轉移的手段。如果說公共債務是後人的債務，那麼公共基礎設施就是他們的資產。放眼倫敦，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並且心存感激的是維多利亞時代祖先留下的遺產——堤防工程、從倫敦向周邊乃至全國輻射的鐵路網、倫敦地下的地鐵隧道以及國會大廈(Houses of Parliament)。相比之下，倫敦橫貫鐵路(Crossrail)、千禧橋(Millennium Bridge)、碎片大廈(Shard)以及幾十年來最慢的新住宅建設速度是我們今天頗爲寒酸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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