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一位研究「人類性學」的教授。說實話,對中國的大學裏能有這個專業,我已經相當驚訝,畢竟,三十年前的中國還是談「性」色變。鑑於2002年,《海蒂性學報告》在中國暢銷時,上海最大的書店福州路上海書城把它擺放在「計劃生育」書架上,我問他的專業被安置在哪個學院底下。他自嘲說:跟動物在一起。原來是隱藏在「生科院」裏面。提到這個,教授很激動,說:你不知道這20年來我爲了給這個研究方向爭取一個合法的地位,付出了多少。
我們沒有就「付出」的內容討論很多。但我可以想像的是:專業沒確立前的學術級別晉升會有困難,爭取不到研究經費的困難,學術論文無處發表無人待見的困難,社會的輿論壓力的困難,以及來自家庭的不理解的困難等等。我不知道他跑了多少腿,磨了多少嘴皮子,動用了多少人脈,或者失了多少夜的眠,才爭取到今天的地位。但經歷過這些磨難後,他顯然已經對自己的專業方向有了過高的期待。言談中,他提及到:「兩性間的性溝通,可以說是兩性間最高級別的溝通方式。」一個教授發表這種言論,未免讓人錯愕。我覺得他正在惡狠狠地向這個專業方向爲過去的20年索取回報。
有首歌的歌詞是:付出多少,是不是就要拿回多少。從人性利己的一面考慮,我看是。當然,不能讓一門社會科學成爲這種心態的犧牲品,這是學術監管部門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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