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經濟學這個充滿變數的話題上，我傾向於認同高登•布朗(Gordon Brown)政府的觀點，即過早開始削減英國財政預算將威脅到仍不穩固的經濟復甦，但我對試圖通過清點給媒體寫信的經濟學家的人數來在此問題上作出判斷持懷疑態度。爲什麼我不願給予布朗政府全力支持呢？
部分原因在於，布朗政府的許多舉措並沒有構成維持需求的凱恩斯政策。一些具體的干預措施，理應被當作紓困受衰退重創行業的臨時舉措。但你掃一眼工黨的政策檔案就能發現，這些干預措施實際上被當作迴歸全能政府努力的一部分。
要搞定促進公益的行動，只有三個辦法：自願合作、市場壓力和中央部門的強制性行動。中央部門的作用在於，提供另兩個辦法無法提供的服務和監管。經濟自由派們最好還是承認：本次銀行業危機已使上述辦法之間的界線移向政府行動那邊。但迄今發生的一切並未推翻我上面那個審慎的定義。與這一定義形成鮮明對比的理念是，政府象徵着某種高尚的東西，個人應該臣服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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