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在全球儲蓄過剩及消費過少的形勢下，美國儲蓄率的上升必然導致其他國家相應的、困難的經濟調整。
• 較爲樂觀的全球經濟再平衡調整主要表現爲全球投資量上升或中國消費量猛增。鑑於目前世界主要經濟體的長期高失業率，全球投資量上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 中國消費猛增的可能性也不大。中國的儲蓄率一直居高不下，消費則相對低迷。這主要由於政府政策制約家庭收入的成長以資助強勢的中國製造業。2009年出臺的財政和信貸刺激進一步加劇了這些政策趨勢，這使得中期內中國的消費量難以迅速成長。
• 如果全球投資或中國消費都無法提升，那麼美國儲蓄率的成長將導致美國國內生產毛額的收縮，或中國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的大幅放緩。全球經濟再平衡之痛將如何分配，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兩國貿易政策。
• 因此，貿易領域會成爲潛在的國際衝突舞臺。如何協調好兩國貿易政策符合中美兩國的最佳利益。
今年9月，歐巴馬政府對中國進口輪胎徵收懲罰性關稅。10月，美國商務部宣佈將對從中國進口的無縫鋼管進行反傾銷反補貼調查。同月，商務部和中美商會這兩個過去爲中國政策辯護的組織在美國貿易代表署的聽證會上作證，指責中國的訂約規則、技術標準和許可證要求有貿易保護主義傾向。
目前全球正在從過去十年的失衡狀態中慢慢調整，但這個過渡並不容易也不會自動發生。這一調整的一部分要求美國增加儲蓄率，美國家庭不得不修復支離破碎的資產負債表，美國銀行也不得不遏制消費貸款。在最理想的世界裏，美國儲蓄的上升將被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的消費成長來抵消。但從以下的討論中我們將看到，中國消費將不大可能成長到回應美國儲蓄率上升的程度。如果美國儲蓄率上升，且亞洲特別是中國的高儲蓄率持續下降，世界經濟必須要以更高投資率，或放緩經濟成長的形式作出調整。在目前形勢下，前者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因此任何調整都難免會導致經濟成長放緩。成長放緩將通過貿易項目分配到各經濟體中，從而使國際貿易成爲潛在的衝突舞臺。
乍一看，這些調整跟中國似乎沒多大關係。即使美國和歐洲仍在努力擺脫全球金融危機，中國出口雖急劇下降，但成長速度仍然比大多數專家六個月前所預計的要好，並且很有可能超過其2009年定下的國內生產毛額成長8％的目標。但是，中國的經濟成長遠未涉及經濟體內在的不平衡問題，反而進一步掩飾了其成長模式對美國經濟變化的巨大脆弱性。美國的這些調整可能迫使中國進入一個成長非常緩慢的十年，充斥著巨大的國內政治壓力以及更加困難的國際關係。
這一結果不僅會傷害中國，也會影響美國和世界。上世紀20年代，華盛頓對債務償還之爭十分失望，對歐洲主要國家的動機也缺乏信任，從而拒絕在新的全球秩序中扮演它應有的新的主要利益相關者的角色。從國際聯盟到1933年倫敦會議的失敗、多邊貨幣協議結束，美國的好鬥使幾項重要的全球性倡議從一開始就註定會失敗。現在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爲美國的不合作惡化了政治和經濟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狀況愈演愈烈，最終導致20世紀30年代的各種經濟危機的爆發。
這一悲劇可能會由中國重演。爲了有效地解決世界今後幾十年所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其中包括全球變暖問題，核擴散，國際恐怖主義，疾病，水和能源資源的使用和貧困，中國必須全力致力於全球經濟危機後合作性的體制框架。但中國很有可能不會這麼做。主要經濟體在未來數年的政策協調將決定美國、中國和歐洲今後的關係是合作還是不信任。
多餘的儲蓄
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是中國和美國之間扭曲的儲蓄及消費關係。中國國民消費是經濟大國現代歷史上最低紀錄的保持者，而它的儲蓄率卻是最高的。與此同時，美國消費攀升至鉅額水準，儲蓄率則下降到零。中國和美國分別、同時運行著最大的貿易順差和逆差，不光總量上，所佔全球生產總值的份額也是有史以來最大的。
這並不是一個巧合。儲蓄和投資必須在全球範圍保持平衡，世界上某個地方高儲蓄、低消費的經濟形式必然導致另一地區相反的發展。經濟學家對這種因果關係的方向可能會有所爭議，但貿易和投資賬戶上的盈餘和赤字必須全球範圍內平衡，這也是全球儲蓄和投資平衡的另一種表述方式。只要中國不斷上升的儲蓄率有美國不斷下降的儲蓄率做抵消，中國的貿易順差和美國的貿易赤字的呼應，就會促使全球範圍內儲蓄和投資達到平衡。
但全球金融危機改變了這種關係。作爲其調整的一部分，美國必須經歷長期去槓桿化進程，降低消費，增加儲蓄，相應地，美國的貿易赤字也很可能會收縮。歐巴馬總統甚至聲稱要永久調整美國經濟成長方式，提高儲蓄率，並且提高出口在國內生產毛額成長中所起到的動力作用。
當然，美國不可能一廂情願地作出這些調整，而不在全球經濟中掀起一番波瀾。如果美國儲蓄上升、消費下降，全球投資並未相應加速成長，這意味著其它國家——尤其中國——儲蓄下降、消費成長的速度應該趕上美國消費下降的速度。如果這樣的此消彼長不出現，總體消費水準降低將迫使全球中期生產總值進入較低水準的成長。全球投資在不久的將來會增加嗎？恐怕不會。事實上，隨著歐洲和美國的失業率還在上升，全球投資仍可能繼續下降，這將給全球國內生產毛額成長施加更多的下行壓力。
現在看來，中國和美國都一味在努力地解決國內問題，它們採取的宏觀政策可能彼此衝突。這兩國的政策衝突很可能會在未來的許多年裏繼續困擾全球經濟。中國亟待提高國民消費，但北京考慮到出口崩潰給就業造成的影響，出臺的系列宏觀政策最終會妨礙消費成長達到所需的程度和速度。中國高居不下的儲蓄率將與美國正在上升的儲蓄率衝突在所難免。
中國消費成長的侷限性
中國的高儲蓄率並不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根源於儒家文化價值或天生節儉的生活方式。凡去過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高檔消費區的人們都會發現，其實中國人的消費熱情也相當高漲。然而，家庭消費成長的速度取決於家庭收入和財富成長速度，而不是國民經濟的總體成長速度。如果家庭收入成長慢於國民收入成長，且消費信貸不發達，消費速度成長也會低於國內生產毛額增速及儲蓄率。消費成長與國內生產毛額成長之間的差距由此產生。
毋庸置疑，中國還是個人均貧窮的國家，但是中國家庭收入在過去幾十年仍有大幅成長。家庭收入成長卻遠沒趕上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速度。例如，從2002年到2007年，中國國內生產毛額年成長率達到了11-12％，麻省理工大學經濟學家黃亞生教授估算同期家庭收入成長卻僅有9％。如果我們在黃教授的估算基礎上作出調整，考慮其他一些形式的家庭財產（以下將會細談），家庭收入成長恐怕還達不到9％。這就是國民消費佔國民收入比值不斷下降的原因。中國的總體產出遠遠超過了其總體消費，而這差距還在拉大。這纔是中國高儲蓄率的根源。
爲什麼中國家庭消費佔國民收入的份額在不斷縮小呢？主要原因是家庭收入成長在過去十年甚至更長時間裏被國內生產毛額等強調硬性指標成長的工業政策所限制。這一套系統化的宏觀工業政策有形無形地強迫家庭犧牲消費來爲那些回報率低下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和製造業投資買單。儘管這些政策拉動了就業和製造業成長，它們也同樣造成了生產和消費成長率之間差距不斷拉大，貿易盈餘不斷增加。這些宏觀政策包括：
• 低估人民幣價值，從而通過抬高進口商品價格來減少實際家庭收入，而便宜的人民幣實際幫助補貼製造業生產商低價出口。
• 過低的利率，從而迫使家庭，即經濟體中主要的存款者，補貼借貸者的借貸成本。這些銀行借貸者主要是製造業生產商，也包括極少數的家庭，服務提供商或其他淨消費者 。
• 存款與貸款利率間的價差迫使家庭參與爲銀行注資，以解決那些大型製造商和國有企業不良貸款帶來的銀行資產負債表問題。
• 緩慢的工資成長，這或許部分源於工人組建工會的困難，這也是以犧牲家庭福利爲代價的對僱主的一種直接補貼。
• 過去二十年殘破的社會保障制度和薄弱的環保法制觀念使得企業可以輕易將本該負擔的社會責任成本轉嫁於工人和家庭之上。
• 其他對製造業的直接補貼，包括土地和能源價格控制，這些價格間接由家庭承擔。
綜上，政府通過系列宏觀政策將財富從家庭消費者身上轉移到用於提振製造商的利潤，因此這些政策嚴重影響了消費成長同步於國內生產總值成長水準的能力。生產和消費之間的差距即儲蓄率，隨著生產激增而消費相對滯緩，中國經濟成長的必然副產品即高居不下的儲蓄率。
中國的經濟刺激方案將進一步阻礙消費成長
北京對金融危機的應對措施最終可能加劇經濟成長對出口的依賴。可以理解，北京擔心美國進口驟減將導致中國失業率上升。北京的政策決策者們用他們慣常工具來回應這場危機——即在已經破紀錄的高投資率上再加一劑鉅額投資。他們甚至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和製造業，從而使中國成爲主要經濟體中最大化實現財政和信貸擴張的國家。
這些財政和信貸支持對提升淨消費的作用卻微乎其微。工廠繼續開工固然有助總體消費，因爲就業率得到了保證，然而更多地投資生產部門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產能過剩的問題。這些投資的唯一經濟目的在於增加未來產能，而用加速的基礎設施投資來保持高就業的方式不僅是不可持續的，而且也沒有解決中期消費過低的問題，僅僅是把難題的最終到來推遲了數年。
更重要的是，中國刺激方案將信貸更多地投入到那些越來越令人質疑的項目，而且肯定也會進一步增加對投資和生產的直接和間接的補貼。這套政策能在短期內刺激經濟成長，但這些政策也幾乎肯定會帶來沒有回報的投資或不良貸款成長，中國家庭也很可能會再次被迫通過緩慢的工資成長和低儲蓄率的形式爲這些投資買單。這些經濟刺激對家庭收入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將使中國人難以象大家都期望的一樣歡天喜地去消費。沒有相應國內消費增加作爲支持，產能的繼續成長只會使中國面對全球及美國消費收縮時難以適從。
中國領導人說他們渴望帶動國內消費，但如果家庭被迫支付銀行資本結構調整的代價，無利可圖的投資潮繼續買單，家庭消費不可能增加。歷史先例表明，一個長期依賴出口的國家要轉到消費型經濟需要多年調整。最終，唯一有效的增加對國內消費依賴的途徑是扭轉收入分配，讓轉移到國家和企業部門的收入迴歸到家庭。
要使消費佔國內生產毛額的份額上升，家庭收入作爲國內生產毛額的份額也必須增加。然而近期要實現這一目標談何容易。取消企業補貼，將收入重新分配給家庭將導致中國出口競爭力急劇下降，並可能導致失業上升，這一切也有可能使得調整期內的消費成長放緩。然而，如果不能扭轉這種將收入從消費者轉移到生產者的局面，消費迅速成長基本無望。
貿易決定全球經濟再平衡之痛如何分佈
這一切和貿易有什麼關係呢？如果美國儲蓄率的成長並沒有中國或其他國家相應的消費成長、或全球投資成長來匹配，那麼全球經濟再平衡基本上面臨以下一種或兩種調整：
1.儘管美國家庭儲蓄率上升，美國總體儲蓄並不會成長。這一看似矛盾的局面因爲美國政府大舉借貸而造成。但是政府持續借貸既是不可持續的，也不符合美國中期再平衡經濟的最佳利益。這可能會造成美國國內生產毛額的下降。即便美國人大幅減少消費，美國的國民總收入仍然在下降，因此儲蓄也不會上升。
2. 中國經濟成長大幅放緩，且成長速度低於消費成長速度，這將自動導致儲蓄率的下降。在過去幾年裏，中國的消費量一直保持著健康的8－9％的年成長率，但國內生產毛額則成長11－12％。根據定義，這個差距導致了儲蓄率的不斷攀升。爲了減少儲蓄成長，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將下降到大大低於消費成長速度的程度。即使我們樂觀地假想國內生產毛額的下降不會拉低消費成長，國內生產毛額的年成長率也應該不過7－8％。
以上哪種情形更有可能出現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兩國政府政策，尤其是貿易領域的政策。如果美國貿易赤字仍然很高，甚至未來仍在上升，那麼美國的國內生產毛額成長將會放緩甚至收縮。如果美國沒有持續的投資潮，而且貿易赤字仍在上升，這意味著美國國內生產毛額成長必須低於已經低迷的消費成長。當然，如果投資下降，美國國內生產毛額將更低。
然而，如果美國決心迅速降低赤字，則將有助於支撐國內生產毛額成長，因爲收縮的貿易赤字有利於經濟擴張——促使國內生產毛額成長快於消費成長。這種情況卻對中國極爲不利。美國貿易赤字減少幾乎肯定會導致中國貿易盈餘的收縮，使得中國的經濟成長速度受限於消費成長速度（假設投資的加速在中期是不可持續的）。快速減少貿易赤字將使美國避免首當其衝地承受再調整之苦，而中國則將被迫負擔這份挑戰。
美國對待貿易赤字的態度，以及，一定程度上，歐洲對吸收部分赤字的態度是決定危機後全球經濟再平衡調整之痛分配的關鍵因素。隨著美國和歐洲失業率的上升，很難想像這兩個地區願意承擔大部分的調整成本。這將使貿易協調的商討更加困難。
化解衝突
部分美國人可能會樂於看到中國經濟的艱難轉型，但是，任何清醒的政策制定者都應該意識到這樣一種前景對美國長遠利益危害頗深。中國面臨的任何問題，只會增加全球經濟共同調整的困難。爲此，其他國家應該幫助降低中國經濟轉型的成本。困難的經濟過渡時期只會削弱那些瞭解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作用的中國改革者力量，從而削弱國際合作的趨勢。一個對西方不信任的中國，若其親西方的改革意志遭到民族主義敵意破壞，對美國毫無益處。
全球經濟需要實實在在的政策協調以避免美國儲蓄率上升造成中國經濟艱難轉型。這並不容易，因爲這將要求美國減緩其調整步伐，接受可交易商品製造部門更爲緩和的復甦。
在政策協調方面，北京和華盛頓（及布魯塞爾）應該制定一個多年分步走計劃，讓中國承諾逐步邁出艱難但必要的步伐來重新平衡其經濟，減少淨出口。這些步驟包括提高利率，開放金融體系，提高工人工資，改革土地所有權，並升值貨幣。中國需要承諾做到這些，來換取美國減緩需求收縮的承諾，包括在過渡期間提高美國國內投資，保持市場爲中國出口商品開放。歐洲也需同意幫助減少美國的負擔。
中國如果採取真正有助於重新平衡經濟的政策，將有助於讓收入重新從企業和國有部門手中回到家庭，使中國的消費成長不低於經濟成長速度。但是，這些政策有兩個巨大的成本。首先，中國製造業完全依賴於由國民間接提供的各種補貼。假如國有企業要支付合理的借貸利率，其利潤將完全消失。這表明中國的製造能力是建立在補貼基礎之上的。去除這些補貼最初將是非常痛苦的博弈過程，但也將有助於企業適應競爭更激烈的世界。
第二，這種改革性質不光是經濟改革，更是政治改革。將收入從家庭轉移到製造商的政策機制的去除將減少決策者對經濟制高點的掌控，這會大大降低執政黨對企業和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
不過，中國已經別無選擇。它的成長模式要求美國有能力吸收其過剩產能，但如果美國努力增強其儲蓄率，糾正國內失衡現象，中國的成長模式將失去效用。這一過渡必將困難，但也是必要的。中國的消費相對於整體經濟遲早需要壯大，這樣才能推動經濟持續成長。而消費要成長，必須只有讓家庭收入在幾年時間裏成長快於經濟成長。
最近中國的高成長率掩蓋了中國面臨全球經濟持續放緩時的脆弱性。美國掌握著全球最寶貴的經濟資源——淨需求，美國因此將決定全球調整的步伐。如果美國認識到中國調整的困難，並認識到中國調整步伐取決於美國調整步伐這一事實，美國則能同中國一起來把握調整過程，使得短期內的經濟重新平衡對中國破壞力最小，長期內對兩國均有益處。
即使一切順利，這一進程仍然困難重重。但是如果兩國不協調政策，中國龐大的儲蓄額將與美國增加儲蓄的意圖相沖突。這潛在的衝突會使全球經濟調整走向無法預測的方向，可能的後果包括愈加緊張的貿易局勢和中國對西方世界的敵意增加。這種結果既會傷害中國利益，也不會讓美國受益。
附：世界將如何應對美國儲蓄率上漲？
假設這個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中國和美國。其中，美國儲蓄率低，而中國儲蓄率高。美國的投資超過了儲蓄，因此它必須從中國「進口」儲蓄，從而美國對中國運行貿易赤字。而中國儲蓄超過投資，因此中國得出口盈餘，從而實現了貿易盈餘。
如果這時美國儲蓄率突然上漲，將會發生什麼情況？最有可能的情形是：
樂觀情形
1.全球投資隨美國儲蓄增加而同步上升。如果增加的投資在美國，則美國的貿易逆差不會收縮，因爲投資繼續超過儲蓄，所以美國必須導入儲蓄。這樣的貿易赤字是可持續的，因爲它是由（假設）生產性投資提供資金。如果增加的投資在中國，美國貿易赤字則會收縮。請注意，如果相反，全球投資在下降，所產生的以下三種情況將更爲嚴峻。
2.伴隨美國儲蓄成長，中國也將升起一股消費潮，這樣美國的貿易赤字和中國的貿易盈餘會同時縮小。消費成長將成爲中國未來幾年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上限，這可以讓中國經濟繼續保持成長，而收縮的美國貿易赤字也會使美國經濟擴張。
非樂觀情形：
3. 美國儲蓄率上升，但因爲國內生產毛額下降，儲蓄總額並不增加。國內生產毛額收縮必然會導致國內投資下降，因爲國內儲蓄相對投資增加將使貿易赤字減小。
4.中國消費持續以過去幾年8－9％的速度成長，甚至更低。國內生產毛額成長大大低於消費漲幅，因爲中國的儲蓄水準將被迫向下調整以配合美國儲蓄率的上升。假設儲蓄率下降的速度快於投資，中國的貿易盈餘減少。
綜上，全球再平衡必然發生，但伴隨著再平衡過程，上述所有情形中，兩個樂觀情形中會出現高成長，也有兩個低成長的非樂觀情形。如果我們假設，無論全球投資或中國消費量都不足以上升到足夠產生積極效用的程度，後兩個情形中所描述的全球經濟的必經的成長放緩之痛將取決於兩國貿易博弈結果來分配，因爲兩國的生產者都會努力吸收不斷減少的美國淨消費能力這一稀缺資源。如果美國的儲蓄率上升，而貿易赤字沒有縮減，則最痛苦的經濟再調整將發生在美國。如果美國貿易赤字減少和儲蓄率上升速度一致，則大部分的再平衡之痛將由中國來吸收。
參考資料：
《張先生爲什麼存錢？》，邁克爾•佩蒂斯，《威爾遜季刊》，2009年夏季http://www.wilsoncenter.org/index.cfm?fuseaction=wq.essay&essay_id=54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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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存在軟肋嗎》 [中文]，邁克爾•佩蒂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波動機：新興經濟體的金融崩潰風險》，邁克爾•佩蒂斯，(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
《中美須協力駕馭不平衡調整》，耶魯全球在線，2009年1月6日http://streaming.yale.edu/opa/podcasts/audio/schools/international/yaleglobal_pettis_012909.mp3.
《中國嚴峻的需求挑戰》，《遠東經濟評論》，2008年一月/二月刊 http://www.feer.com/essays/2009/january/chinas-great-demand-challenge.
作者簡介：
邁克爾•佩蒂斯是卡內基中國項目駐北京的高級研究員。
佩蒂斯是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專家。他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主要教授中國金融市場。2002年到2004年間，他曾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任教。1992年到2001年間，他執教於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
佩蒂斯自1987年起就在華爾街從事交易、資本市場、企業融資等工作。從1996年到2001年，佩蒂斯在貝兒斯登擔任拉美資本市場和負債管理組的執行總經理。他還曾在一家做拉丁美洲資產證券化的小型商業銀行當合夥人，並在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帶領新興市場交易團隊。
除了交易和資本市場外，佩蒂斯還一直參與主權基金的諮詢工作，包括墨西哥政府，馬其頓共和國和南韓財政部的諮詢項目。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原載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2009年12月的《政策簡報》，FT中文網獲得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授權發表此文。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成立於1910年，是美國歷史最爲悠久的智庫、知名的外交與國際事務政策研究所，其中文網站「卡內基中文網」（www.ceip.org/china）由中國項目主辦，旨在向政策制定者和學者廣泛介紹來自卡內基基金會的著作、雜誌、活動及其他資訊資源，以增進中美之間國際政治和公共政策領域的學術交流及相互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