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瑞典央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兒經濟學獎(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授予麻省理工學院(MIT)的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西蒙•強森(Simon Johnson)以及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詹姆士•羅賓遜(James Robinson)時，並沒有引起太多轟動。阿西莫格魯非常多產，他有一個專門爲他而設的部落格，上面列舉了一些「事實」，比如「大數定律已被更名爲達龍的引用次數定律」。
這三位獲獎者因研究瞭解爲什麼有些國家比其他國家更富裕，並認爲制度是發展的關鍵，其中包括有效保護財產權和獨立的司法機構。更具爭議的是，他們聲稱證明幾個世紀前的事件仍在影響著今天的經濟結果。
機構對於經濟成長的影響似乎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它們的影響程度則不太清楚。如果地理因素同時影響機構和經濟成長，或者經濟成長本身促進了良好的機構，那麼精確度就變得更加困難。由於機構很難量化，歷史數據也很糟糕，而且可以用於統計測試的國家數量有限，因此這一問題變得更加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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