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趨勢下，需警惕 AI技術進步加速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失衡。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2025年1月發佈的報告，全球青年（15至24歲）失業率高達12.6%，遠高於其他年齡羣體。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教授張丹丹在2025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表示，大學畢業生的技能與市場需求不完全匹配仍是目前中國勞動力市場面臨的一個挑戰。從數量上看，中國每年約有1000萬的大學畢業生與1200萬個新的就業機會。在總量匹配背後，技能供給與市場需求的錯配爲特徵的結構性失衡仍持續存在。
張丹丹教授指出，相較於正在成長的高技能和低技能崗位，技術進步通常會導致中層技能的工作機會在萎縮，AI技術加劇了這一過程，導致具備中等或者較高技能大學畢業生在無法匹配中等技能的前提下，被迫「就低就業」，流入像裝配線生產工人、外賣騎手等過去主要由中學學歷者承擔的崗位。
中國正在快速推進數位化、智慧化與綠色轉型，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黃漢全博士指出，這一轉型正在加速技能迭代。
6月，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2025年未來就業報告》稱，未來五年內，近39%的現有技能組合將發生重大調整或被淘汰。接受該調研的中國企業中有超過90%將人工智慧和機器人技術視爲改變其業務的關鍵。
經過兩年的研究，張丹丹團隊列出了20個「最容易受到AI影響的職業」。金融分析師、銷售、程式員、編輯等知識型「白領」工作均榜上有名。相反，卡車司機、清潔工、洗碗工等藍領工作目前受影響較小。不過，該研究使用的數據僅截至2024年，彼時像DeepSeek 這樣的多模態模型還尚未在國內得到廣泛的應用和關注。2025開年以來，AI模型能力進展迅猛，張丹丹表示AI對就業市場的最新影響應該會更爲凸顯，其團體也將盡快發佈最新的數據分析結果。
不過，張丹丹認爲市場的靈活變化以及人工智慧的到來也在催生新的收入管道，讓勞動者能夠同時做不同的工作，開拓自己的創造力。她觀察到，中國的年輕人在二手電筒商平臺「閒魚」上接單，用自己的技能滿足新的市場需求，創造出了超過320種不同類型的新工作，比如代遛狗、陪診、做動漫「周邊」飾品等以提供「情緒價值」爲主的小衆副業。這些新的嘗試爲AI時代的職業變化注入了成長的力量。
在張丹丹教授看來，AI時代的到來不僅影響了就業模式，也會倒逼教育體系、勞動制度以及個體在職業策略上作出相應的調整。勞動力市場需要更加靈活和開放，教育系統對人才的培養也需要回應市場的真實需求；而對個體而言，學會識別自己的獨特優勢更有利於在多變的環境中匹配到合適的機會。
以下是專訪全文：
FT中文網：爲什麼結構性失業問題長期存在？
張丹丹：我們的教育體系的改革通常會滯後於市場的快速變化。勞動力市場對人才的需求信號需要傳導給大學教育和職業教育，之後纔會發生作用。現在AI的出現使得市場信號變強了，比如這幾年，我們發現有些專業招生出現明顯下降趨勢。我認爲這是一個好事，說明個體接收到了市場需求變化的信號進行了個人選擇的調整，這個變化會進一步促進教育的改革。
FT中文網：大學在院系和專業設置中提供「跨學科」學習、或者雙學位，對於培養學生的技能有幫助嗎？
張丹丹：雙學位和跨學科人才在現在的市場上受歡迎程度比較高，比如語言類加財經類的。年輕人接觸各個學科的機會和時間都不夠。大學生一入學就爲了畢業的出路 「卷」成績，「卷」實習，「卷」工作，或者「卷」博士，「卷」出國，缺乏更多的時間和空間去探索不同的專業領域。
FT中文網：「AI搶走人的工作」是不是一種被放大的焦慮？
張丹丹：我們用了ChatGPT和DeepSeek之後會知道其實AI大語言模型還是有很多它做不了的事情。但可能讓我們比較焦慮的是AI更新換代的速度很快，打工人原本覺得安全的地帶可能越來越小了。
FT中文網：一種流行的說法是「用AI用得好的人才能維持自己的競爭力，甚至在AI的幫助下大大提升效率，成爲『超級個體』和『一人公司』。但市場真的需要那麼多『超級個體』嗎？
張丹丹：市場上出現更多的「超級個體」，或者說「AI獨角獸」是一個新的趨勢，是否會「過度供給」目前我難以判定，但是它會是一種新型的創業方式——不需要一個大的隊伍，大量融資，可能你不需要什麼錢，就一個人、一個新的想法，加上各種的 AI 工具，就可以實現了。這會讓很多沒有資本和社會資源積累的年輕人去實現一些創業的嘗試。
FT中文網：求職者在今天的就業市場上不僅要與人，還要和AI的競爭中凸顯自己的「不可替代性」，這個要求對於求職者來說是否過於苛刻了。創造自身的「不可替代性」是一個真命題嗎？如果是，可以怎麼做？
張丹丹：「不可替代性」是我們可以在各個領域可以安身立命的一個基礎，在AI時代，沒有工作是安全的，這個危機感應該是有的，否則衝擊來了可能會措手不及。我認爲「不可替代性」其實是發揮個人的長板，或者說比較優勢，在某個方面做到極致，增強自身在職場上的不可替代性。
FT中文網：現在很多工作都在「零工化」，AI的應用也在加速這個趨勢。我們看到越來越多人變成所謂的「平臺勞動者」或「自僱者」，看起來更靈活了，在缺乏傳統僱傭關係的情境下，勞動者的談判能力、保障權利乃至職業尊嚴是否被進一步削弱？您怎麼看AI推動下的零工化趨勢？
張丹丹：這幾年國家政策在不斷加強對平臺勞動者的保障，比如說推動這些大平臺給騎手、網約車司機繳社保，還有像年初「清朗行動」這樣的監管行動，就要求平臺公開演算法，重點看有沒有出現對消費者的歧視定價，或者對勞動者的不公平分配。
同時也需要注意的是很多平臺採用的群眾外包模式，通常不與平臺用工簽訂勞動合同，而是「勞務協議」或者「合作協議」。爲了控制成本和規避勞資矛盾，人力外包是一個普遍使用的用工模式。比如一個外賣員在北京跑單，他可能是跟貴州的一家小公司籤的協議。
當然，有的平臺也在探索一些新的溝通機制，比如定期舉辦「懇談會」，讓騎手代表直接跟平臺對話，反饋他們的訴求。這種機制有點像是工會的替代形態，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維護平臺就業者權益的作用。
這背後其實也反映出勞動法體系的某種兩難。2008年出臺的新《勞動合同法》，爲了更好地保護勞動者，要求企業必須繳納五險一金，辭退員工需要支付補償。但是用工成本的提升，也會促使很多企業爲了規避成本就開始用勞務外包。雖然此後政策補償規定用人單位外包比例不能超過10%，但這一趨勢仍然難以避免。
勞動經濟學的基本觀點是對僱主的限制越多、保護標準越高，企業就越不願意僱人，最終承擔成本的還是勞動者。換句話說，很多看上去「保護弱者」的制度，最後反而讓他們更難找到體面穩定的工作。零工化、平臺化的趨勢也對勞動保障體系提出了挑戰，即社保如何覆蓋靈活分散的就業形式並保障勞動者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