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比，刺破父權

由格蕾塔•葛韋格（Greta Celeste Gerwig）執導、瑪格特•羅比製作並主演的電影《芭比》第一次把「父權制」這三個字的臺詞直白地放上院線大熒幕。給我帶來的意外感並不亞於小時候聽到一句來自父親的善意提醒——「要知道，這個社會本質上還是一個男權社會。」當時的我像條件反射一樣駁斥這番說教，彷彿他在說「地球是平的」。畢竟，「男女平等」對Z世代而言是與生俱來的普世價值。

成爲獨生子女的副作用讓我和部分獨生女從出生便得到了全家的託舉（萬幸不是遭受另一種副作用：遭遇女嬰謀殺或遺棄）。父母被風靡一時的《哈佛女孩劉亦婷》洗了腦，相信我也可以有野心贏下人生中的場場競賽，包括在競技體育和STEM學科上。後來，我才意識到這種「倖存者偏差」是一種「特權」，過分得就像芭比童話本身——芭比們還沒有離開樂園進入真實世界之前也以爲自己是總統、醫生、建築工人、諾貝兒獎得主......芭比們以爲自己的存在改變了一代又一代現實中的女孩，讓她們更積極有力。

現實世界和「女性烏托邦」般的芭比樂園完全相反。自此，電影顛覆了過去以「我能」「我可以做到」爲口號的女性自我賦權方式，並斥之爲幻夢。在現實中，芭比遭受了語言和肢體性騷擾，芭比發現生產娃娃的美泰玩具公司領導層也清一色是男性。中學女生對芭比戳穿了社會普遍「厭女」的事實：「男人討厭女人，女人也討厭女人，所有人都討厭女人」，而且，「芭比的存在使女權運動退步了50年」。關於「厭女」，日本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給出了更加明確的解釋，「在性別二元制的性別秩序裏，深植於核心位置的，便是厭女症......在男人身上表現爲『女性蔑視』，在女人身上則表現爲'自我厭惡'。」嵌入現實的芭比感到沮喪。同時困擾她的還有身心上突然出現的變化：扁平足、橘皮脂，開始思考與死亡有關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