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愉快地獨自辦公了25年。但去年冬天，我在巴黎用來工作的破破爛爛的小公寓——我遠離妻子和孩子的安全空間——終於不得不翻新了。自1月以來，我每月支付358.80歐元，在WeWork的共享辦公空間租了一張桌子。這是爲了解決我們時代的一個爭論——遠距工作，還是共享辦公室——的單人實驗。我的結論是：現代辦公室對於完成任何工作來說都是一個糟糕場所。
1998年，我辭去了英國《金融時報》的全職工作，主要原因是我討厭它的辦公室。當時，英國《金融時報》總部位於倫敦南華克橋(Southwark Bridge)一座龐大又醜陋的長方體建築內，它就像一個不開窗戶的過分明亮的玻璃盒子。我要穿著西服打著領帶坐在那裏，斷斷續續地工作，但每隔幾分鐘就會因爲路過的同事對我抱怨老闆或切爾西足球俱樂部(Chelsea FC)而被打斷。
現在，我可能是最後一批在WeWork工作的人之一。這家由亞當•諾依曼(Adam Neumann)——此人極具魅力，想成爲大師，但結局是災難性的——聯合創立的公司，似乎即將結束其漫長而奇怪的旅程。其估值在4年內下跌了近99%，從470億美元降至5.03億美元，目前正忙於重組債務。然而，WeWork確實始於對如何改善辦公室的真知灼見：以咖啡店爲樣板。WeWork的雛形Green Desk於2008年在引領潮流的布魯克林興起，當時那裏到處都是沐浴在自然光下的咖啡店，光顧的客人淨是喜歡穿什麼就穿什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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