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約翰•麥克馬納斯(John McManus)在他的新書《走進卡達》(Inside Qatar)中，請了一位在杜哈(Doha)的尼泊爾籍咖啡師解釋這個海灣國家的等級制度。作者問道：「誰地位最高？」咖啡師回答：「當然是卡達人。第二高的是歐洲人和美國人。第三高的是其他阿拉伯國家和民族的人。」那最底層的呢？「一直都是尼泊爾人、印度人和斯里蘭卡人。」正如麥克馬納斯所指出的，這個咖啡師的回答可能遺漏了一個層面：「所有的保安都是非洲黑人。」
我們熟悉性別和種族歧視的概念，但這裏講述的是國籍歧視。在卡達，國籍歧視是最赤裸且不加掩飾的，部分原因是這裏匯聚了世界各地的人。不過，每一個世界級城市和國際工作場所都存在國籍歧視。國籍歧視與種族歧視只有部分是重疊的：美國黑人的地位通常會高於迦納人，就像瑞典人的地位高於立陶宛人一樣。這種不言而喻的國籍等級制度扭曲了我們許多人的人生道路。
其基本理念是，國籍被視爲一種技能。作家亞歷克斯•貝洛斯(Alex Bellos)寫道：「『巴西足球運動員』這個短語就像『法國廚師』或『西藏僧侶』一樣。國籍體現了一種權威，一種與生俱來的職業——無論你的天賦是什麼。」因此，一名巴西足球運動員的價值將高於一名同樣優秀的墨西哥球員，而一名德國工程師將比一名瓜地馬拉工程師更快被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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