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的嫺熟處理，使其成爲歐洲許多國家的豔羨對象。新冠疫情期間，德國注重共識的政治文化、權力下放的政府、資金充足的公共服務和強大的工業基礎，都增添了新的光彩。安格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冷靜客觀——被外界指責爲呆板，甚至是自滿——在醫療緊急情況下爲國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4月，德國總理對病毒再生數含義進行深入淺出解釋的一段影片，在社群媒體上立即引起轟動。就此而言，約翰•坎普夫納(John Kampfner)的《爲什麼德國人做得更好》(Why the Germans Do it Better)一書出版的時機恰到好處，而且主題恰當。
坎普夫納曾是一名駐外記者，一度還擔任過《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雜誌的主編。他對戰後德國及其非凡的成就大加讚揚。「德國確立了一種新的穩定範式，而美國、法國和英國等同類的國家出於不同的原因都難以建立這種範式。」他將此歸因於德國「在情感上的成熟和紮實」，源自其在20世紀遭受的歷史創傷，這與「其他國家那些自以爲更懂而其實不懂、隨興忽悠的狂妄自大」形成有利對比。與法國或英國不同，德國無法在昔日的輝煌中尋求庇護。
緩慢但堅定(Langsam aber sicher)——這應該是默克爾的座右銘。但坎普夫納認爲，對德國來說，採取「謹慎、審慎的方式」來靈活處理其戰後歷史上的四個關鍵問題——重建經濟並在1949年基本法即憲法中夯實民主體制；1968年的抗議運動；1989年柏林圍牆的倒塌；以及2015年的移民危機——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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