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法學院張千帆教授在《請認真對待憲法，別讓自己一無所有》一文中，繼續對我進行了觀點批評。我無意再重複自己對現代憲法之本義的看法，只就張老師的批評做出幾點有針對性的回應。
（1）張千帆老師說，「憲法不是始於17、18世紀，它的近代源頭是1215年英國《大憲章》」。這一看法顯然是不準確的，因爲大憲章作爲國王和貴族之間訂立的協議，只是中世紀歐洲常見的類似協議之一。它與現代憲法有著根本的區別：現代憲法是政治或統治權力產生的根據，而大憲章雖然賦予貴族們某些自由，但並不探究權力的來源與正當性，而是將國王的權力視爲當然。
依照西方憲法學界的共識，大憲章只是等到17世紀，在經由愛德華•科克等人出於實際政治需要重新闡發後才變得重要，並具有了近代意義上的權利法案之性質。即使在17世紀的普通法專家看來，大憲章仍是對自古以來的普通法原則的確認，並無近代憲法的含義。創設、規範和約束政府權力的近代憲法觀念，主要是基於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理論而產生的。這些理論試圖闡述的核心問題，與現代憲法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完全一致的：在一個國家之內，正當的政治權力應如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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