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中國經濟

如何評價「中國模式」與印度民主?

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中國經濟發展是集權制度的功勞嗎?在我看來,中國經濟成長歸根結底是國民勤勞的結果,而不是政府恩賜或體制優越性的體現。

自《炎黃春秋》2014年第12期發表了我的「民主是繞不過的坎」之後,四月網(作者不詳)對這篇評論做出了回應(「張千帆VS張維爲:西方民主還是中國模式」,以下簡稱「中國模式」),認爲我對張維爲的《中國震撼》評價過於苛刻,「偏於情緒,少了些君子之風。」

其實,此文開頭即不夠嚴謹,因爲作者引用我的尖刻批評(「自說自話」、「漏洞百出」、「輿論造勢」)是針對去年六月前後官媒接連拋出的力挺「中國模式」、抹黑西方憲政的短篇評論,而不包括《中國震撼》。我之所以選擇評論這本書,是因爲它還引用了一些數據,儘管不準確或極易產生誤導,還是值得撰文評論的。「中國模式」和《中國震撼》一以貫之,都涉及如何以外國(如印度)爲參照系來評價中國模式的基本問題,因而也有必要直接回應。

「中國模式」一文的第一個不滿是我批評《中國震撼》「死抱住一個對自己最有利的GDP」,認爲GDP是「全球通用的、衡量一個國家財富總量和發展狀況的唯一指標」。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在當局自己都已經開始反思「唯GDP至上」的時候,本文作者卻仍然死抱著這一個指標不放。事實上,沒有誰否認中國在GDP上的成就,雖然這個成就不可避免地帶有水分——「中國模式」說中國GDP反而被低估了,因爲民營企業有少報產值的動機,但是它卻隻字不提政績體制下的地方官員顯然有多報的動機;過去一年全國實體經濟一路下滑,山西等省受影響尤其嚴重,但是報上去的產值卻仍然成長5%以上。這又如何解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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