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到英國《金融時報》工作的時間還不長，當時的主編辭職了。我喜歡他；他對我很和氣，看到他離開我感到遺憾。但我職級很低，對阿諛奉承這檔子事相當畏懼。我自忖，該給他寫封信嗎？是不是不恰當呢？
那封信到最後我也沒寫，但那只是因爲我猶豫了太長時間，所以錯過了時機。對一個記者來說，幾個星期後纔對訊息做出反應看起來可不大好。
自那時起這個世界的節奏一直在加快，人們不再等到幾周後，而是在幾分鐘裏就做出反應。這世界也變得越來越社交化：我們不再將告別的話語寫給當事人，而是寫給每個能上網的人。最不尋常的是，在某個時刻，我們對阿諛奉承的厭惡消失了。這不再是一件需要祕密進行的可恥的事，而變成了一件可以大大方方，越高調越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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