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當我的《臥底經濟學家》(The Undercover Economist)出版時,時不時會有人問我是否支持發展中國家的血汗工廠。我會回答,一點也不。但我明白這個問題從何而來:因爲我確實曾經擔心抵抗血汗工廠能否有任何益處。
經濟學家對於我論點背後的邏輯會很熟悉。除非血汗工廠的工人真的是奴隸,否則我們便可以推測,他們會爲了低報酬在惡劣條件下長時間工作只能有一個原因,即其它謀生之道比這更糟。
當一羣好心的激進分子發起一場運動,反對——比如說——印度尼西亞的耐克(Nike)供應商僱用勞工在血汗工廠工作時,顯而易見的風險是,血汗工廠會關閉,工人們被扔到大街上,而工廠作業將轉移到大阪,由電腦化的縫紉機完成。這當然不是那些激進分子的目的所在。除此之外只有一種選擇,即經濟成長:儘管過程可能慢得令人沮喪,但最終能創造更多更具吸引力的工作。從而消滅血汗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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