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傳由孔子刪定的《今文尚書》，內有《牧誓》一篇，說周武王誓師討伐殷紂王，歷數商王罪狀，頭一條就是「惟婦言是用」，之前還引古語：「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意謂母雞是不能報曉的；如果母雞報曉，家就敗盡了。自從漢武帝宣佈「儒術獨尊」以後，列朝所謂儒者們設計制國良法，便爲防範婦人干政，絞盡腦汁，可惜多不成功。因爲相傳也是孔子接受天啓，「爲漢製法」，又強調做兒子必須孝順父母。皇帝也是人子，假如母后在世，豈能不聽她的話？況且皇帝即位年幼，更難不聽母后擺佈。自漢至明，太后干政乃至臨朝稱制，史不絕書。正表明孔子的統治術，早就二律背反，只能與時俱變，用來指導從政，非見風使舵不可。
滿清「祖制」，不許太后干政，另有歷史緣故，這裏不擬討論。然而它在滿洲統治全國二百年後，忽然被「兩宮垂簾」所打破，出現兩個太后共同「垂簾聽政」的新奇局面。這局面之新，在於它在「本朝故事」找不出先例，而它之奇，更在於「大行皇帝」的一名遺妾，竟依仗「母以子貴」的《春秋》故訓，與先帝明媒正娶的正宮娘娘，並列太后而聽政，這在滿清諸帝關於孔子朱熹遺經的欽定解說裏，也找不出蹤影。固然時過百年，最高指示已有新解，說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套用到所謂近代史的這件新奇事上，也覺鑿枘。因爲那段「兩宮垂簾」的信史表明，它恰是概念爭論於前，再出現辛酉政變，而兩宮垂簾聽政，正是政變造成的事實。
對於滿清鹹同之際（1850年秋冬）出現的新奇局面，我們的清史或近代史論著，大都非避而不談，即含糊帶過，尤其不從古典的或滿清的「儒術」傳統角度，直面它的歷史合法性問題。這裏不妨重述一點當年歷史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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