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怪英國《金融時報》對經濟低迷大驚小怪：我們讀者的比大多數人損失更爲慘重。這至少是我在讀過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兩位經濟學家喬納森•帕克(Jonathan Parker)和安妮特•維辛-喬根森(Annette Vissing-Jorgensen)的研究報告之後得出的結論。根據美國的數據，他們發現開銷最大的人羣，消費波動很大。最富裕的10%家庭消費水準的波動幅度，比大多數家庭——底層的80%家庭——高10倍。因此，對於多數人來說，總體消費的下降只是一種短暫的偏離，但對於接近頂層的人羣而言，就成了一種暴跌。（這裏我們指的不只是那些俄羅斯寡頭：哪怕你的消費水準僅僅超過平均水準的兩倍，也足以使你進入前10%的行列。）
還是在美國，其他經濟學家也有類似的發現。沙恩•詹森(Shane Jensen)和斯蒂芬•肖爾(Stephen Shore)對一種常見的說法進行了研究——現代家庭收入（一個衡量支出的指標）的波動性更大。他們發現，事實上，只有富裕家庭符合這一論斷：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本世紀初的經濟繁榮時期，美國富裕家庭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激增，但在其間的經濟衰退期則停滯不前甚至有所下降。
我的目的並不是對那些有錢人表示同情：讓孩子從私立學校退學、或是虧本賣掉運動跑車無疑讓人痛苦，但是多數人從一開始就從未享受過這些特權。不過，該研究凸顯出一個當人們對經濟低迷感到絕望時常常忽略的事實：每個人對於經濟衰退都有著各自的體驗。有些人感覺很糟糕，但有些人的感覺確實很好。報導中經常看到的那種普遍的沮喪情緒，無法傳達出豐富多樣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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