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達龍•阿西莫格魯 (Daron Acemoglu)、西蒙•強森 (Simon Johnson) 和詹姆斯•A•羅賓遜 (James A. Robinson)三位學者。對於他們三位獲獎相信絕大多數熟悉他們工作的經濟學同行並不感到意外。如果用最簡潔明瞭的一句話來概括阿西莫格魯等三位教授的貢獻，也許就是他們用令人信服的計量方法證明了諾獎得主諾斯（North）提出的「制度重要的」觀點。
作爲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和同樣的諾獎得主，諾斯基於相同民族人種、相同地理氣候特徵，甚至相同宗教信仰和文化，卻經濟社會發展水準大相徑庭的北韓和南韓、民主德國（東德）和聯邦德國（西德）的對比研究，得到私人產權保護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重要的結論（參見North， Douglass & Roberts P.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但諾斯基於案例對比的工作很容易遭到「缺乏制度對經濟績效效應的可靠估計」的批評。例如，或許是（南韓、西德）富裕的經濟條件能夠負擔更好的（保護私人產權和鼓勵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也或許是多種原因（開放的國際貿易和獲得外部經濟援助）導致的不同經濟體不僅制度不同，而且人均收入不同。前者存在的問題在經濟計量分析中被稱爲「反向因果問題」，後者存在的問題在經濟計量分析中被稱爲「缺失變數問題」，二者都是如今經濟研究計量分析中「內生性問題」的典型表現。
由於上述問題的存在，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爲諾斯關於「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重要的」觀點也許並不正確。這事實上是長期以來圍繞（北韓和東德）計劃還是（南韓和西德）市場制度，進而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更有利於促進經濟成長和社會發展爭論不休的原因。
在二十一世紀之交，在經濟學屆掀起一股計量研究熱潮。那就是藉助當時成熟的計量分析工具爲之前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一般性論斷提供令人信服的經驗證據。其中，阿西莫格魯等採用信服的計量方法證明，同樣是歐洲殖民地，如果該地區殖民者（軍隊和傳教士）死亡率低，適於歐洲殖民者移民定居，那他們會推行「新歐洲」的殖民政策，並最終建立類似宗主國的資本主義制度，這一地區的經濟就會持續成長；反過來，如果該地區死亡率高，不適合歐洲殖民者移民定居，那他們就會推行資源掠奪殖民政策，並最終建立掠奪性的制度，這一地區的經濟成長就會乏力，延續貧窮。這裏阿西莫格魯等所謂的資本主義制度就是私有產權（對土地和牲畜的私人所有）保護和鼓勵自由貿易這些今天已被中國奉行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
那麼，阿西莫格魯等是如何設計檢驗策略的呢？其一，他們選擇了歐洲宗主國比利時等海外殖民建立殖民地的研究場景。這些殖民地既包括瞭如今的經濟強國美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也包括了至今經濟仍十分落後的圭那亞、剛果等南美和非洲國家。
其二，他們建立了以下令人信服的邏輯鏈條：不同類型的殖民政策產生不同的制度，進而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而之所以產生不同的制度，僅僅是因爲這些在資源環境稟賦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的殖民地是否適合歐洲移民定居這一「偶然」因素。因而今天我們觀察到不同國家經濟成長和社會發展的差異完全是制度選擇這一根本因素導致的。
舉例來說，比利時在當時（由於偶然因素）容易引發殖民地軍隊和傳教士染病死亡的剛果建立了 「掠奪性的制度」（不提供對私人產權的保護，同時對政府的掠奪沒有制衡和監督），其主要目的是把殖民地大量的資源轉移到宗主國；而在適合歐洲移民並定居的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和美國等殖民地，殖民者建立所謂的「新歐洲」，努力複製歐洲（好的）制度（強調對私人產權的保護和對政府權利的監督）。
其三，用信服的證據排除一些其他解釋。阿西莫格魯等一方面爲對當地居民長期免疫，但對歐洲殖民者（軍隊和傳教士）構成威脅的瘧疾和黃熱病這些純屬偶然的因素對殖民政策選擇的影響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另一方面則排除了資源稟賦、地理氣候等長期以來被認爲的重要因素對上述關係的影響。例如，非洲國家的貧窮不是由於文化和地理因素，而是由於（偶然因素導致）非洲壞的制度的引入。
除了阿西莫格魯等爲諾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是重要的命題提供信服的經驗證據外，施萊弗（Shleifer）和他的團隊同樣用實證研究的方法證明普通法的法律傳統對於投資者權益保護，進而資本市場（金融）發展至關重要，因而公司法應該逐步向普通法靠攏。他們的工作一定意義上爲法學界長期以來不同法系之間孰優孰劣的爭論畫上了句號，一些學者甚至由此斷言「公司法歷史將終結」（ Hansmann and Kraakman， 2001）。因而，未來對於施萊弗和威斯尼（Vishny）獲得諾獎我們同樣不應該感到意外。
那麼，阿西莫格魯等的獲獎帶給我們哪些思考呢？這也許是我們現在評論阿西莫格魯等獲獎以及他們的貢獻的真正意義所在。
第一，從僅僅關注科技創新到同時關注制度創新。
在中國現實生活中，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從主串流媒體到普通公衆，大家更加關注科技創新，而對制度創新重視不夠。無論馬斯克還是阿爾特曼，這些科技精英幾乎在一夜之間成爲很多國人心目中的英雄。他們的創新故事，甚至花邊緋聞成爲很多人茶餘飯後的談資。整個社會共同營造和默認的氛圍是，彷彿只要中國科技領先了，中國自然實現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因此，中國的社會發展目標是快速大量培養馬斯克、阿爾特曼之類的科技精英，短時間內成爲科技強國。而對於制度創新這一諾斯、阿西莫格魯等思考的問題視而不見。
然而，真實的情況卻是，沒有好的制度設計科技創新根本無法出現，即使出現也難以維持。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家德隆教授有一個觀察是：從250萬年前舊石器時代至今，在99.99％的時間裏，世界人均GDP基本沒什麼變化。但在過去的250年中，突然有了一個幾乎是垂直上升的成長。那麼，在過去的250年，人類社會究竟發生了什麼導致社會財富如此快速地成長？固然很多人會把它歸因於蒸汽電力等的科技發明。作爲公司治理研究者，我更願意把其歸於支援現代社會大生產的現代股份公司的這一企業制度創新的出現。
以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爲標誌，現代股份公司的出現帶給人類社會至少兩場深刻的革命。一場是生產組織方式的革命。從家庭成員全上陣的家庭手工作坊到基於外生動力的流水線生產作業的現代工廠，使社會化大生產成爲可能。另一場是從需要抵押擔保的債務借貸到無需抵押擔保的權益融資的融資實現方式的革命。正是在上述意義上，經濟學家巴特勒曾經所說，現代股份公司是 「近代人類歷史中一項最重要的發明」，「如果沒有它，連蒸汽機、電力技術發明的重要性也得大打折扣」（參見鄭志剛，《成爲董事長——鄭志剛公司治理通識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
這是一個遠的例子。而一個近的例子則是，正是科技精英阿爾特曼出任CEO的OpenAI近期宣佈放棄非營利組織，重組爲營利性公司（《OpenAI重組爲盈利性公司爲哪般？》）。儘管在人工智慧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OpenAI始終在「開放」「非營利」等公益願景的理想和研發投入急需的海量資金籌措出現瓶頸的現實中苦苦掙扎，甚至一度出現連創辦人阿爾特曼本人都可能被解僱，大部分員工爲了聲援創辦人宣佈同時離職，一家出類拔萃卓爾不凡的研究機構就此解散的治理危機。
來自中國的例子則更多。在《中國如何成爲科技教育強國？》這篇文章裏，我曾講過王選院士親手創辦的北大方正在幾年前遭到破產重整的故事。在上個世紀90年代北京中關村的街頭，有兩面醒目的廣告。一面是「人類失去聯想，世界將會怎樣」，另一面就是「北大方正，現代畢昇」。讓很多人不敢和不願相信的是，三十多年過去了，以公有企業身份和名校聲譽背書的北大方正居然有一天會走向破產重整。在那篇文章中，我這樣評論道：在中國有一個好的科研項目也許並不難，難在出現一家好的企業以一種有效的組織方式使這種產品落地，難在形成一種好的企業制度讓一家企業基業長青。我們光想到科技大力投入，光想到舉國體制，但沒有很好的企業發展生態支援的高的科研效率，很多類似方正的好的項目也無以爲繼。
阿西莫格魯等的獲獎則再次提醒我們，制度創新也許像科技創新一樣重要。而對於涉及人與人之間交往聯繫的企業和國家，也許制度創新更加重要。
第二，不應忽視制度的普適性。
鄧小平曾經說過，「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但區分什麼是好制度，什麼是壞制度無疑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一方面是由於（即使好的）制度往往也是人設計出來，具有人的主觀判斷和個人私利因素，另一方面，一項制度是否變得有效有賴於執行的人的素質和理解等很多外在條件。這兩方面因素的結合使得人們普遍對於制度的尊重往往並非發自內心。這事實上是人們對制度遠沒有對客觀改變世界的科技發明的重視背後的原因。
我理解，這也許同樣是設計各種社會運行、組織管理制度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往往不如科技發明者得到社會尊重深層次的原因。近年來出現的「文科無用論」其實是這一事實存在的一個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