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長期參與全球化的主要手段是展開「代工生產」，承接工業國家的外包。這種生產可以在短期內獲得較爲可觀的外匯收益，符合當時中國政府對國家以「短平快」方式實現經濟成長目標的期許。然而在面對中國超越傳統代工製造進而爆發規模性出口優勢之際，發達國家紛紛採取關稅政策，力圖壓制並削弱中國出口優勢，由此引發系列衝突。
關稅在大國關係中的作用是明顯的，在制度接近，政治信任度高的國家，自由主義關稅政策得到了良好實踐，比如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歐盟。在競爭性國家間，關稅始終是一種排他性的武器，是削弱特定競爭對象商品和出口優勢的利器，也是激化國際衝突的手段。近期，全球貿易衝突的熱點匯聚在美國與歐盟先後宣佈對中國產電動車施加高關稅等議題上。
美國奉行的對華關稅完全是制裁性的。川普時代，美國發起多輪貿易戰，對從中國進口的3000多億美元商品徵收25%或更高的關稅。拜登上臺後，大體保留了這些關稅，只對其中一些貨物進行豁免。同時，拜登指派貿易代表戴琪對川普時代的關稅進行復審，歷時4年後，戴琪公佈了長達193頁的複審報告。報告稱，關稅有效地鼓勵中國採取措施消除一些與技術轉讓相關的行爲、政策和做法；但中國並未追求根本性改革；對華關稅對美國總體經濟福利有輕微負面影響；關稅有助於美國減少從中國進口增加從盟友進口，增強供應鏈韌性。白宮緊接著公佈了上述180億美元的新一輪關稅，包括13項，除電動車外，還有鋰離子電動汽車電池關稅率從7.5%提高至25%；太陽能電池從25%提高至50%；注射器和針頭從0%提高至50%等。這些制裁性關稅，基本脫離了美國早期賦予中國特殊關稅地位（最惠國待遇）的精神，代之以關稅爲武器，力圖削弱中國商品的競爭優勢，並塑造盟友代替中國貿易地位的機遇。拜登將美國對中國電動汽車的關稅提高了四倍，達到100%。儘管中國電動車極少出口美國市場，但在這種高關稅下，對美進行汽車配件的投資依然成爲各大汽車廠商的可能選擇，而非是整車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