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政策又重新成爲政府幹預的強大驅動力。這一論斷適用於世界上許多地方。這一論斷對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似乎比對鄧小平時期的中國更成立，尤其是現在中國希望尋找能夠替代房地產投資的經濟成長引擎。但最顯著的轉變發生在美國。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曾宣稱：「英語中最可怕的幾個字是：我是政府的，我來幫忙了。」如今，拜登政府正在熱情地「幫忙」。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也是一位干預主義者，而不同之處在於，他「幫忙」的方式是提高關稅。鑑於美國作爲開放型世界經濟支持者的歷史角色，這一轉變意義重大。
有證據表明，產業政策無論是作爲一種理念還是一種實踐，都變得越來越普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去年1月發佈的《數據顯示產業政策又回來了》(The Return of Industrial Policy in Data)顯示，過去10年，財經媒體提及產業政策的次數顯著增加。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發表了一篇題爲《產業政策新經濟學》(The New Economics of Industry Policy)的論文，由雷卡•尤哈斯(Réka Juhász)、內桑•萊恩(Nathan Lane)和達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三人合寫。該論文顯示，全球範圍內的產業政策干預次數大幅增加，從2017年的228次增加到2022年的1568次，主要發生在高收入國家（可能是因爲它們有更多財政空間）。這也讓全球其他國家指責他們虛僞。（見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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