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標題不只是適用於王安石，安在商鞅、李斯、張居正、康有爲或任何一個熱衷變法改革的官員身上都合適。王安石只是他們當中最爲傑出的一個。如果連他的變法也必敗無疑，那麼他的失敗就成了爲歷代變法蓋棺論定的標誌性案例。
縱觀中古千年，王安石無疑是一位不世出的大才子甚至大偉人。雖然對其變法非議頗多，但作爲「唐宋八大家」的美譽卻絕非浪得虛名。其道德文章也博採衆長、糅合百家，常託儒家先聖之名行法家改革之實。像他這樣才高八斗、心高氣傲、動輒不是辭官就是拒任的人，一般在哪個朝代都喫不開，但偏偏他還很走運，遇到不以爲忤、開明識人的皇帝宋神宗，至死不渝地推行他那飽受詬病的變法。才、運、勢，他該有的都有了。如果他算得上是一位「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聖人，那麼北宋也幸運地經歷了一次難得一見而曇花一現（1069-86年）的「聖王治國」。
可惜，神宗一死，新法盡廢。保守派首領司馬光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任宰相，廢除了幾乎所有變法。儘管哲宗繼位後一度恢復，但已是強弩之末。王安石苦心孤詣推行的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就這麼戛然而止。在政策層面上，變法對後世幾乎沒有留下什麼遺產，王安石本人還落得一個製造黨爭、加速北宋滅亡的罪名。早知如此折騰，還不如像他早年屢次辭官那樣好好呆家裏，多寫幾首詩詞、幾篇檄文，說不定能給後世留下能和李杜並肩的文學遺產。被他排擠打壓的政敵中，司馬光回老家寫成了《資治通鑑》，蘇軾在顛沛流離中成就了千古名篇。他們其實和王安石一樣，今天沒有誰記得他們有什麼政治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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