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歐洲歷史有兩個不易覺察的陷阱。第一個是從後視鏡裏看歷史的本能。由於我們知道那段時期以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戰爭告終，因此誘惑在於得出結論認爲：10年或20年之前的事件已經註定了這一結局。這種決定論往往伴隨著如下假設：實行民主制度的德國威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崩潰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威瑪共和國在1933年垮臺，被納粹黨獨裁政權取而代之，是一步步滑向戰爭的主要因素。
第二個陷阱是，人們傾向於拿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與我們當今時代的麻煩進行過度比較。沒錯，威權統治者和蠱惑人心的民族主義者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得勢，就像在我們這個時代一樣。經濟危機一個接一個，國際主義名譽掃地。但是沒有兩個時代是相同的。正如保羅•揚科夫斯基(Paul Jankowski)所指出的：「侵略性的獨裁政權，以及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帶來的意識形態挑戰，賦予（20世紀30年代）一張獨特的面孔；而環境危機、核擴散和網路空間『叢林』的幽靈，給了我們所處的（21世紀20年代）一個不受歡迎的特徵。」
揚科夫斯基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All Against All)和羅伯特•格沃斯(Robert Gerwarth)的《1918年11月》(November 1918)是近年出版的有關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時期的最引人入勝的史學著作。揚科夫斯基的目光超越了歐洲，追蹤了中國、日本和美國的事態發展。他對一些不太爲人所知的事件進行了有價值的詳細描述，比如日內瓦裁軍談判和1933年倫敦世界經濟會議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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