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時任美國財政部幕僚長的吉姆•威爾金森(Jim Wilkinson)向一位同僚發了一封令人沮喪的電子郵件。「我實在無法承受我們要爲雷曼(Lehman)紓困……媒體對此的報導將會很可怕。」兩天後，他的頂頭上司漢克•鮑爾森(Hank Paulson)在電話會議上警告其他人：「我不能成爲紓困先生。」
在鮑爾森說這話的幾個小時前，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了我寫的一篇不諳世故的專欄文章，建議美國財長週末休閒一下，去追求他的觀鳥業餘愛好。我寫道，美國政府應該頂住拯救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壓力，就像它曾經救助貝兒斯登(Bear Stearns)以及抵押貸款機構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那樣。政府「口頭上對於道德危機很強硬……但下手很軟。」
幾天之內，鮑爾森採納了我的建議（以及其他人的建議），讓雷曼破產，這引發了二戰後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造成了至今仍未修復的經濟和社會損害。很少有一篇文章會如此迅速地產生如此驚人的反作用，而我花了10年時間反思自己在雷曼倒閉中扮演的角色。
您已閱讀23%（462字），剩餘77%（1510字）包含更多重要資訊，訂閱以繼續探索完整內容，並享受更多專屬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