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思想家身後總會有一個時期被人當作沒有用的「死狗」，似乎是一種不可逃避的歷史宿命。1760年，萊辛在與雅柯比的談話中曾說：「要知道現在人們談起斯賓諾莎，總像談論一條死狗」。1827年,黑格爾提到此事時不無感慨地說：「現代對待斯賓諾莎體系以及一般對待思辨哲學的態度並不更好一些」。又過了50年，黑格爾自己也變成了時代的「死狗」——馬克思評論道：「今天在德國知識界發號施令的、憤懣的、自負的、平庸的模仿者們，已經高興地像萊辛時代大膽的摩西•門德爾松對待斯賓諾莎那樣對待黑格爾，即把他當作一條『死狗』了」。
如今，同樣的命運——至少是在中國——似乎也降臨在凱恩斯身上。很多經濟界人士談起凱恩斯，的確「就像談論一條死狗」。與時俱進的思想家們，幾乎無不以宣稱「凱恩斯主義過時了」爲標榜。「凱恩斯」三個字，幾乎變成了「刺激」的同義詞，連同「需求」一起，成爲人們口誅筆伐的時髦對象。
然而，正如《國富論》經常成爲當代中國經濟學者的思想資源一樣，《通論》也因其超越時代和地域的普遍價值，成爲我們這個時代沉默而堅定的對話者。在《通論》發表80週年之際，在衆人「痛打落水狗」的時候，我們也許需要呼籲一下「費厄潑賴」，探討一下這本書對當下經濟問題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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