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國家發展最爲興旺的行當之一就是註解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作品。凱恩斯究竟說了些什麼？什麼時候說的？他繼承了哪些人的思想？他究竟是什麼意思？他應該是什麼意思？如果他今天還活著會怎麼說？」許多年前（時間久遠到我現在都不願去回想），我曾寫下如上的文字。自那以後，這個行當在金融危機的刺激下又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英國聯合政府的商務大臣、自由民主黨人文斯•凱布爾(Vince Cable)在1月17日的《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爲《凱恩斯會站在我們這邊》(Keynes would be on our side)。一週後，經濟學家戴維•布蘭奇弗勞爾(David Blanchflower)和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撰文進行了反駁，稱「爲聯合政府的政策披上凱恩斯的外衣是莽撞之舉」。
我一貫希望做到公正公平。這兩篇文章中都包含一些有關世界經濟和英國經濟的有趣想法，而且比大多數所謂的經濟論戰的水準要高得多。但即使不去拉來一位已故人士站腳助威，這些想法本身也是成立的。而且被拉去的也不只是凱恩斯。弗朗西斯•惠恩(Francis Wheen)發表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的、關於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最新作品《怎樣改變世界：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的故事》(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的書評，也採用了同樣的手法。惠恩在文中指出，馬克思會爲蘇聯模式的垮臺歡呼雀躍。
這種現象正變得越來越荒唐。正如在早先爆發的有關凱恩斯的爭論中，英國《金融時報》的讀者所指出的那樣，這一切對政治經濟學希望躋身科學之列會造成多麼大的損害呀——而且馬克思既是一名不成功的革命者，也是一名政治經濟學家。你能否想像物理學家爲了推廣自己的觀點，便試圖證明它們暗含在愛因斯坦(Einstein)或是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作品的某個不知名的段落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