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德國朋友在納粹罪行博物館工作。他看上去就像一位蝴蝶收藏家，性情十分溫和。我曾經問他：「爲什麼會將一生奉獻給這個可怕的主題？」他說：「我必須這麼做。我的祖父是納粹。我的姑姥姥是資深納粹。這是屬於我的主題。」
他繼續說道，許多來博物館及其檔案館參觀的人都是像他這樣的德國人。他們總覺得祖父做了壞事，但從來不敢問。他們的父母什麼也沒跟他們說。最後，這些人來到我朋友的檔案館，給出祖父的名字，詢問關於祖父戰爭記錄的資訊。我朋友一般都會將可怕的事實如實相告。「但通常他們好像已經有所瞭解，」他告訴我。
他所講述的是歐洲正視二戰經歷的最後階段。首先開口的是猶太受害者，他們通常很遲疑，害怕將注意力再次引到自己的身上。然後，人們開始指責自己的國家。直到最近，衆多歐洲人才開始指責自己的家人。正如法國作家亞歷山大•查頓(Alexandre Jardin)如今所認識到的，這件事做起來很難。這就是它是最後階段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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