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

再談東西方「大趨同」

FT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大趨同」是一個劃時代轉變。但如果我們不對隨之而來的資源壓力加以管理,結果可能會很悲慘;而如果我們不設法應對權力的轉移,結果可能會是戰爭。

「大趨同」(great convergence)——上週本專欄的主題——將如何塑造21世紀的全球格局?在研究這個宏大的問題時,我有幸找到了一位「嚮導」:史丹佛大學(Stanford)教授伊安•莫里斯(Ian Morris)。莫里斯在他那本輝煌的著作中,探究了一萬六千年的人類歷史,分析了我們目前的局勢、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以及未來會通向何方。*

莫里斯教授表示,推動社會發展的是那些「貪婪、懶惰、怕這怕那的人」,他們「在安逸自在、儘可能少地工作和安全之間尋求自己喜歡的平衡」。由於人類既聰明,又具有高度的社會性,他們通過科技發明和成立制度,來實現這些目標。但一個人類羣體能夠取得什麼樣的成就,是由地理條件決定的。而特定地理環境的影響也在改變:1000年前,大洋還是一道屏障;而到了500年前,已變成通途。

莫里斯教授還爲文明兩極的發展提出了一個頗具吸引力的解釋。文明的兩極分別是源自兩河流域(即當今的中東地區)農業革命的「西方」文明,以及源自當今中國版圖內農業革命的「東方」文明。他得出的結論是: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前,西方要略微領先於東方;此後至18世紀之間,西方一直落後於東方;而18世紀後西方再次反超。東方對「後發優勢」——這是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的利用,意味著21世紀將再次出現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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