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每個人的嘴邊都掛著公平二字。這並不令人意外。在繁榮時期，水漲船亦高。但在緊縮時期，社會該如何分配利益和責任的問題，卻突然變得顯眼起來。那些收入極高的人，是否配得上重大貢獻帶給他們的越來越豐厚的薪水？或者，在社會上其他人飽嘗生活艱辛之際，他們是否在不公平地免受困苦折磨？
對此深感擔心的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和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在組建聯合政府之後的第二天，就委託我對公共部門的合理薪酬進行一番研究，尤其是爲最高與最低工資設定一個倍數——例如20比1——能否讓薪酬更公平。他們還要求我研究一下，這樣的原則在何種程度上能夠擴展成爲一項更普遍的社會規範。
在前些天發表的中期研究報告中，我提出了一個介乎於平等主義與自由主義公平理念之間的解決方案。的確，人們的貢獻越大，獲得的報酬就應該越高——但要成比例。此外，還應對薪酬設定上限，因爲一個人無論多麼有才能，也無法宣稱整個機構的進步都要歸功於他/她一個人的貢獻——在這個技能和決策更加分散的知識經濟時代，情況愈發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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