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看來，森林大火非常險惡，尤其是當它威脅到自己的家園或生命，或者嚴重危及旅遊勝地時。火是徹頭徹尾的禍害，這種普遍看法在1988年美國黃石公園有三分之一被燒燬後達到了頂峯。儘管如此，森林管理員一般仍認爲，除非發生了特別危險的情況，否則最好讓自然林火自生自滅。燃燒似乎是森林新陳代謝這一自然過程的一部分。此外，間歇性的林火還會清除林下的灌木叢。否則，這些灌木叢越積越多，一旦發生大火，會導致局面失控。
當代宏觀經濟學家或許可以向森林管理員取取經。數十年來，面對接連出現的經濟低迷、甚至是低迷的徵兆（此時採取的政策稱爲「先發制人的寬鬆政策」），各國政府向來以大規模的貨幣刺激政策應對，往往還伴隨著財政刺激政策。1987年全球股市崩盤時即是如此，而上世紀90年代初許多國家的房地產泡沫破裂時，各國又採取了同樣的做法。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儘管一些傳統指標顯示，部分工業國正處於過熱狀態，但央行還是停止了加息進程。1998年，在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倒閉後，利率被大幅下調，2001年股市崩盤時又被進一步下調。如今，在金融危機的衝擊下，大多數工業國的政策利率都接近於零。
在這種背景下，人們需要反省的是，每一次危機的政策反應是否都爲下一次危機埋下了禍根？更糟糕的是，下調利率對債務積累和支出失衡的刺激作用，就相當於林下灌木的生長。這些灌木叢不僅增加了未來經濟低迷的危險性；還降低了各種政策工具在回應時的公信力。回顧前幾輪經濟週期，下調利率的力度不得不越來越大，才能獲得支出方面同等（有時更弱）的回應。最近，定量及信貸寬鬆政策等未曾使用過的新政策也不得不相繼出臺。從邏輯上講，這樣一個動態過程的盡頭似乎就是一切大火的根源，而人們對此卻幾乎沒有任何抵抗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