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

憤怒悲情能夠打造有效型構公共空間的桌子嗎?

姚新勇:我們是痛心、憤怒,是在努力批判、解構,但憤怒的我們,批判的我們,解構的我們,是否也陷於其間,常常逆向性地強化著偏激、對立?

一、憤怒的悲情

幾天前,在9月18日這樣一個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紀念日的當天,行走在深圳一街道上的一位日本兒童,不幸慘遭凶殺。雖然行兇者的作案動機尚不清楚,但一個鮮花爛漫的生命就這樣凋零了,的確令人難過、憤慨,更何況這是一個日本兒童或一個中日混血兒,事件立即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凶案剛剛發生,帶有憤怒情緒的相關訊息截圖就從朋友圈中傳來,並且明確地與「義和團」、「仇日排外」、「腦殘愛國」等相關聯,接著是相關的網路評論文章不斷出現。它們取意雖不盡相同,但其總體意向則比較一致:將事件指向蓄意性的仇日行凶,並與前不久蘇州日本在華學校校車被襲案以及更早的吉林傷刺美國人案相關聯,追問事件的真相,反思爲什麼會接二連三地發生針對外國人的突發襲擊,指出它們與多年來中國社會的仇恨教育、網路排外、仇日情緒的關聯,隱含或直接地批評政府的反應與責任,將事件與近幾年來的外資、外企撤離、失業潮相鉤連,批判國人無腦愛國、民族主義,表達對被刺日本兒童安危的焦慮。隨著時間的推移,這股集體情緒的悲情性愈益濃厚,而憤怒則更深地蘊積於濃濃的悲情中。當該兒童不幸去世的訊息傳來以後,網路的悼念、悲哀、憤怒、整體性名義的民族懺悔感,達到了高潮。一張被集體性選擇突出的圖片,頗爲代表性地凝聚了這種悲情的情感、責任、憤怒指向:事發現場,一位自發前往悼念者,手捧鮮花,花上的一張紙條寫道:「我們都是罪人。悼念被害的孩子#仇恨教育的結果#新義和團排外運動」。

在整個憤怒悲情輿論發酵期間,也有某些反向的資訊:譬如影射此次案件是日本人自導自演,猶如當年九•一八日本關東軍炸南滿鐵路;再如質疑爲什麼在中國的土地上卻有日本學校?還有近年日本發生的中國人被日本人死傷案標題彙集的圖片等。不過,雖然有這些反向的資訊,但比較零星,不似以前類似情況下的那種激烈無腦愛國帖滿天飛的情況,儘管被大量刪帖,憤怒的悲情仍然壓倒了反向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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