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賓州的槍擊未遂事件以及拜登在競選中途宣佈退出，使得美國的選舉更加撲朔迷離，對華政策處於生變的特殊節點。與卡瑪拉•哈里斯相比，川普及其競選團隊（包括家族）更善於進行政治行銷，並在各類場合以下一任美國總統身份自居，儘管其演講說詞有一定程度誇張，但目前看川普的勝選勢頭比較強勁，其在不同的場合對美國的產業政策尤其是與中國的競爭做過多次專門闡述，整體看是推崇競爭與遏制導向。
川普的第一任期既是美國政治的分水嶺也是中美關係的分水嶺，通過發佈權威性政府公文，川普政府界定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和「修正主義國家」。川普政府全面提升對中國出口美國商品關稅，如此進一步挑戰了美國先前賦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象徵着中美關係的貿易基礎以及運行近20年以優惠稅率爲基礎的貿易體系受到美國政府的質疑和挑戰，美國拒絕再爲中國的發展提供類似「公共物品」功能的美國市場。此外，通過推動外資審查尤其是推動CFIUS審查規範的現代化（簽署《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簡稱「FIRRMA」），力圖實現在新科技領域與中國投資資本的市場切割。同時，美國政府加速高等教育機構對中國留學生的背景審查；美國國內的技術與兩用實驗室等禁止中國研究機構參與和以市場方式鏈接。而爲抵消「中國製造2025」的影響，美國政府聯合盟友限制了包括晶片以及重要設備與器材的出口。在國內，美國高調進行「反工業間諜」，司法部以及龐大的諜報機構共同推動並執行「中國行動計劃」，製造了多起逮捕華裔科學家事件。中美涉產業的衝突此起彼伏，直接後果是中美政治衝突不斷。
總體看，川普一方面從貿易關稅與外資審查方面弱化中美經濟關聯，同時在國內層面進行系列立法設計和政治動員，而疫情加速了中美物理以及人員隔離，在這一背景下，中美在產業層面的衝突與對立局面在川普第一任期內基本構建完成，目標在於重構中美經貿、產業與安全關係。儘管中美在歐巴馬第二任期內即存在涉產業與安全的衝突，但中美經貿與產業的安全化在川普任期內得以加速。事實上，這種關係的重構對中國經濟以及全球政治格局都產生了巨大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