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世紀多一點以前，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經哀嘆，對全球化抱著自滿心態是危險的。1919年，凱恩斯在《和平的經濟後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這本書中指出，在剛剛結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倫敦人可以一邊坐在牀上啜著早茶，一邊打電話訂購世界各地出產的各種東西，他儘可以想訂多少就訂多少，並且有理由期待這些東西會被及早送到他家。」
他（在當時，經濟學家們假設經濟行爲主體都是男性）可以「試水把他的財富投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的自然資源領域和新式產業上」，「只要他想，可以立即藉助廉價且舒適的交通方式前往任何一個國家或任何一個氣候區，不用辦理護照或其他任何正式手續」。而且，這種情形是「正常、確定和永久的，除了有待進一步改善」。
因此，「有關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種族及文化競爭，壟斷、限制和排外的計劃和政治不過是他日常所看報紙上供人消遣的話題」。說白了，人們已經完全把全球化當作是理所當然的，所以他們一般對此不作多想，總以爲人員、資金和物品的自由流動會長久持續下去。戰爭看起來就像是往昔歲月的遺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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