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03年，趙爾巽從山西調任湖南，面對當地學堂「騷動」，他向學生們大談民權自由，寫下幾千字駁斥文章，其中滿是西方名人：從達爾文、斯賓塞到馬志尼、林肯。不過趙的幕僚披露說，這位新任巡撫只是買了26本《新民叢報》看了半個月，然後記住了這些時髦人物和觀點。
這一年正在北美流亡的梁啓超成爲一種符號，對美國人來說，他是一個偉大而勇敢的記者。對中國的年輕人來說，30歲的梁啓超既提供見識，也展示勇氣。梁的影響力既是《清議報》和《新民叢報》全球傳播的結果，也是「流亡」身份的賦能。一個傳統知識人如何變成現代意義上的持不同政見者？這並非許知遠的《梁啓超：亡命（1898-1903）》描繪的主要圖景，卻依然可以自洽地構成一個敘事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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