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消費擴大內需是中國政府長期目標，2023年尤其重要。影響消費的因素很多，經典理論認爲一是收入，包括消費者個人的當期收入、預期收入（財富）、消費者預算約束即金融流動性約束。經濟理論認爲在其它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因爲邊際效用遞減，平均消費傾向APC和邊際消費傾向MPC遞減，即收入增加，消費增加，但消費成長幅度小於收入成長幅度(APC遞減)，且越來越小(MPC遞減)。二是偏好，包括個人偏好調整和產品升級換代等，如恩格爾曲線揭示人類從貧窮到及其富裕，則人類需求從基本的衣食住行到安全、教育、尊嚴等升級，於是消費支出隨著收入提高而不斷增加，體現爲消費曲線的移動。三是價格，包括自身價格和互補品和替代品的價格。微觀理論認爲，價格提高消費下降，而宏觀經濟理論如著名的菲利浦曲線揭示，較高通貨膨脹會刺激需求。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消費曲線下降和上升都體現了這些因素的影響，而它們還將繼續影響2023年及其以後的消費走勢。
1980—2021年不斷下降的平均、邊際消費傾向。1980年到2021年中國平均消費傾向不斷下降，消費增加，但人均消費支出佔可支配所得不斷下降，平均消費傾向從最高1988年的90%，下降到2020年66%。但是比較特殊的是，由於快速的消費升級和較高通貨膨脹的作用，1984年到1988年平均消費傾向上升，1999年到2005年穩定，保持在0.76、0.78、0.77、0.78、0.78、0.78、0.79。
中國邊際消費傾向不斷下降，從1985年1.13下降到疫情前0.69。微觀經濟理論認爲，邊際消費傾向遞減是因爲邊際效應遞減，但是宏觀總量數據一般不符合微觀經濟規律。邊際消費傾向最低多數情況下不確定性較大。1982年、1984年、1990年（連續兩年經濟成長率是改革開放以來較低的4%左右）、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不確定性增大）、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20年（新冠疫情）甚至出現負數。這些年份多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時候。邊際消費傾向最高的年是多數情況是連續利好情況出現1985年（1984年經濟成長率15.3%）、1988年（1987年經濟成長11.6%）、1991年、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