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年屆八旬的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一封信中提出一個著名的觀點：「在這個世界上，除了死亡和稅收，沒有什麼是確定的。」富蘭克林說錯了。通過簡單的權宜之計，即什麼事情需要納稅就不做它，就可以輕鬆並且合法地規避許多稅收。
這種避稅行爲塑造了我們的城市。想想阿姆斯特丹窄長的運河房屋吧。正如庫爾特•柯爾施泰特(Kurt Kohlstedt)和羅曼•馬爾斯(Roman Mars)在音訊節目《99%看不見的城市》(99% Invisible City)中描述的那樣，這些房屋之所以建成這種形狀，是爲了應對按照房屋面向運河那一面的寬度徵稅的規則。因爲樓梯太陡，屋主就在屋頂裝上吊鉤，把傢俱吊上樓。這確實挺麻煩，但人們願意爲了少交點稅大費周章。另一個爲了避稅而在建築上動心思的例子是倫敦常見的砌上磚的窗戶——看上去不那麼悅目。窗戶稅於1696年出臺，並於1797年大幅提高。乍一看，這個稅種似乎針對的是富人，但住在廉價出租屋裏的城市貧民也跟著遭殃了，因爲他們的房東爲了省錢乾脆把窗戶堵上了。
這種稅收的殘酷和醜陋是不言而喻的，但它還有另一個隱含代價，需要你仔細想想才能發現：這些砌上磚的窗戶沒有產生任何稅收。這些房子不僅醜陋、陰暗、不通風，而且產生的稅收也低於最初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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