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的話說得太在理，以至於因被過度使用而變成陳詞濫調。尚•莫內(Jean Monnet)的一句話可能就是這樣，他說：歐盟將在危機中鑄成，併成爲化解這些危機的解決方案的總和。無論陳詞濫調與否，莫內——歐盟的締造者之一——的遠見在這場危機中一如既往地得到了驗證。這場疫情幫助歐盟渡過了共同借款進行財政轉移這條「盧比孔河」（ Rubicon，公元前49年，凱撒破除將領不得帶兵渡過盧比孔河的禁忌，帶兵進軍羅馬並最終獲勝——譯者注）。
但另一個變化也在推動歐盟在這場危機中前進，這並不涉及尋找新的解決方案，而涉及重新發現一些舊理論。從1990年代起的20年裏，歐洲各執政黨——中右翼，但也有中左翼，尤其是在德國的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當政時期——都被一種市場原教旨主義加再分配的形式所誘惑：約束政府，讓市場發揮其魔力，然後在必要地方進行補償。在經歷了多年的財政緊縮、投資不足和日益加劇的氣候變化威脅之後，這種執政理念早已被逐漸拋棄。這場疫情更是給它致命一擊：爲了通過封鎖管控這場衛生危機並支持人們的生計，明智的國家干預顯然是必要的，這讓歐洲再次擁抱社會市場經濟。
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正津津有味地對歐洲經濟的社會方面進行重估，這使得它與僅僅10年前的自己相比幾乎面目全非。那時候，它是財政鞏固、放松管制和以降低單位勞動力成本（即壓縮國民收入中的工資份額）爲形式的「競爭力」的倡導者。現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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