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末，我意外地去了趟愛爾蘭。當時我和先生有兩天假期，原打算開車出行，擔心路途上加不到油（見《英國民衆持續恐慌性加油暴露的社會頑疾》），不想冒險，改做乘搭火車。轉念一想，廉價航空的飛機票比火車票便宜（注：英國火車票很貴），乾脆乘飛機吧。都柏林離布里斯托最近，一小時就到了。查了查，去愛爾蘭基本沒有特別疫情政策，除了兩次疫苗注射證明，就只需要在網上填一個locator表。當天晚上，我們買了第二天去都柏林的早班機票。
英國人喜歡去都柏林，因爲那裏是健力士黑啤的故鄉，而且傾心於著名的Temple Bar文化區。而雖然離都柏林那麼近，可先前我從未有拜訪的念頭。因爲寫脫歐與脫歐談判，我對北愛問題與愛爾蘭多少有些認識，因爲北愛分界線是脫歐談判中基本無法解決的死角，至今英國還未執行《北愛議定書》（見《強森不執行<北愛議定書>，爲何拜登不公開指責？》）。可愛爾蘭那複雜難懂的與英國近千年歷史恩怨，我一直沒有認真花時間去研讀。生活在英格蘭，愛爾蘭和北愛似乎都是遙遠話題，除了脫歐和選舉，如果不是特意去關注，平時看不到多少那裏的報導。多年看影視得出的愛爾蘭印象，就是百年前發生在那裏的獨立戰爭是正義的。至於爲什麼以前英國政府眼裏的叛軍，成了現在的正義鬥爭，我沒有深究，因爲從現代英國人權角度與價值觀去重新審視歷史，我得出了一個西方21世紀的價值觀：所有強權與暴力下產生的行爲大都被列入非正義範圍；所有被欺負的弱者行爲，哪怕是暴力，往往也會被認爲是正義。這也是爲什麼英國人會對祖上發動的鴉片戰爭持批評態度的部分原因（見《今天的英國精英如何看待鴉片戰爭？》）；而一直被英格蘭人統治的愛爾蘭人民要自治，符合西方民族自決的觀念。
初到都柏林，感覺非常奇怪。18世紀，英國曾經大力進行「拿來主義」，模仿古羅馬建築風格，即新古典主義風格（見《古羅馬與英國兩次結局迥異的文化交融》），都柏林亦不例外，1779年建造了該城第一座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 ——the Royal Exchange（皇家交易所，現在是都柏林市政廳所在地）。而今天這愛爾蘭的首都，不要說與倫敦比，就算是與同爲被新古典主義風格縱情洗刷過的英格蘭老牌工業城市利物浦、伯明罕、曼城的氣派城市建築景觀等相比，當年英國的繁榮遺風只能在那些舊日英國政府建造的龐大建築上找到見證，卻看不到舊日的民間建築繁榮景象。而英國喬治與維多利亞時代的繁榮，時至今日，往往仍然能夠由英國城鎮鄉村的建築特徵反映出來。在飛機還未被髮明之前，海路曾長期是英國商人進口海外貿易的重要管道。布里斯托以及我家附近的Clevedon鎮的海灣邊上，都留有大量喬治或維多利亞時代氣派的民用建築，據說是爲了第一時間能夠看到航船安全返航。愛爾蘭在1922年獨立之前，一直屬於英國管轄。而我卻沒有在都柏林看到舊日宏大民間建築的身影，這與英格蘭城市風貌的巨大區別，令我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