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是北京大學，北大的學運主力是兩個社團「新潮社」、「國民社」。新潮社主要負責人傅斯年是「五四」遊行總指揮，國民社主要負責人許德珩用文言文起草遊行的《北京學生界宣言》。但兩人有公開的矛盾和持續的衝突，原因既存在瑜亮情結，又摻雜意識形態。
許德珩在1987年出版的晚年回憶錄《爲了民主與科學》中，曾兩次指責傅斯年「告密」，是「壞學生」、「卑劣」，導致學生反日請願活動沒有達到預期效果。「1918年5月，傅斯年不贊成我們搞反日運動，竟跑到公府（即總統府）去告密，從此我們瞧不起他，他就更加投靠胡適」；「北京大學內部有一幫壞學生如傅斯年、範愷、吳澄、楊濟華、曾劭勳等人，破壞學生運動，他們事前跑到公府告密，說『現在有些學生要糾衆造反，向政府示威。這只是少數人的運動，不能代表全體學生』云云。傅斯年等這種卑劣行爲，受到了蔡先生（按：蔡元培）的斥責，也受到了許多同學的鄙視。」
1979年5月5日，許德珩還在《人民日報》發表《紀念五四運動六十週年》文章，指責傅斯年「告密」。稱1918年這次反日運動，「由於準備不夠，又缺乏鬥爭經驗，再加上北大內部有壞學生傅斯年等人的告密，因而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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