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汝二十二日之信。中述唐校學生起鬨，及汝捐錢五元（以此受人揚譽極不相宜），並結團抵制日貨等事，吾心深爲不悅。如此等事，斷斷非十五六歲學生如吾兒，所當問也……北京章、曹或亦有罪，而學生橫厲如此，誰復敢立異？而正理從此不可見矣！」 ——1919年6月，《嚴復致參嚴璿書》
一、嚴復作爲新文化的先驅，並非思想史家的私見
自1915年涉入帝制復辟被「護國軍」通緝以來，嚴復的哮喘宿疾發作，避開北京和它的嚴冬，開始成爲常態。由天津而福州，1919春在上海的療效最佳，使他有了終老滬上的想法。此時，四子嚴璿（1904-？）來函中唐山「五四運動」的訊息，無異於政敵重現「目」前，嚴復的反應可想而知。但無論如何，這家書總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巴金筆下軟禁參加學運的愛孫「覺慧」的「高老太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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