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張維迎林毅夫產業政策之爭舉國關注，令人回想起兩年前由楊小凱追思會引發的討論。（參見《楊小凱專題》）這場爭論不僅關於學術，也關於當下，更關於中國經濟向何處去。FT中文網近期組織專題討論，期待理性爭鳴。編輯事宜，聯繫[email protected]
在關於國有企業改革與產業政策的討論中，張維迎老師一直比較強調企業家與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性。雖然我也很認同我們國家的確應該形成充分尊重企業家、培育企業家的環境氛圍，但張老師批評經濟成長等主流經濟學文獻不研究企業家，這是不恰當的。事實上，單單經濟成長與發展文獻裏就有很大的一個分支是關於職業選擇（occupational choice ），研究的是當企業家還是工人的選擇。還有很多主流經濟學研究是關於最優投資選擇的，關於動態契約設計的，關於企業的最優研發投入規模的等等，這些所刻畫的也都是企業家的一些核心決策活動。企業家精神，如果非要作爲獨立的生產要素，它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勞動力等等在GDP的實現上也並無本質差異，都是稀缺的，都需要充分競爭、可流動的市場，也都需要所有權的充分保護。
討論產業政策，就必然要提及市場缺陷。假冒僞劣有毒牛奶地溝油等現象的普遍存在，說明法律的規範、政府的干預都是必不可少的。在企業家論壇上呼籲要重視保護企業家，政府要少干預、少插手，這些自然會獲得歡呼與掌聲。但是如果跳出企業管理的微觀框架，將企業績效和制度環境納入到對應的發展階段的動態宏觀框架下，我們就會發現，保證市場有序競爭的法治環境、金融體系、教育水準等等都是內生於經濟發展水準的，而且實施與監督也都離不開政府。譬如說，好的法治水準就需要足夠的財政投入以保證具有較高人力資本的法律專業人才的培養與儲備、需要足夠的財政收入來維持、更新執法技術設備並且供養執法隊伍，需要足夠的財政投入以保證整個立法機構的高效運作，需要足夠的財政收入以保證立法與執法都能夠同時受到有效監督。而所有這些財政投入都是與這個國家本身的經濟發展階段相匹配的，除非有一個經濟足夠富強的殖民宗主國願意爲這一切操心和買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