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法官布雷耶即使不開庭，在辦公室也穿著法袍。他認爲：「穿上法袍就與政治絕緣了！」（斯蒂芬•布雷耶：《法官能爲民主做什麼》）可見，法官不理政治，與政治保持距離，這是法治的重要元素。正是法官的謙虛，使得他們能夠在政治上居於中性的位置，並使得法治居於中道，而且擁有公共的力量。也許正是由於這一原因，法官也能夠免於政治的干預，而確保自己在法治中的「國王」位置。
可惜的是，學者沒有這樣的學袍。學者在學術的王國裏，也許可以說是自己的「國王」。在一些情況下，象牙塔裏的力量也會讓人感覺到有自然而然的權力，直接影響到政治的生態。在這些情況下，象牙塔裏的國王，在現實中就會被看成是「哲學王」，被認爲對政治有著實際的影響，乃至威脅。伊曼努爾•康德就是一個例子。
康德是古典時代德國的一位偉大哲學家。他的生活單調乏味，經歷簡單，但他的思想卻異常豐富。他的「三大批判」使他成爲公認的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但是他有關理性範圍內的宗教的言論，以及討論其他問題的文章，卻讓國王很不高興。於是宗教與司法部長韋爾納奉「國王陛下的特別命令」，寫了封申斥信寄送給康德，信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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