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紀事

驅逐現代人

FT中文網專欄作家許知遠:容閎的命運似乎恰好說明,具有現代意識與才能的個體是多麼容易在中國的變革中被排擠出局。直到今日,我們似乎仍未走出這種循環。

正是雨天,正是畢業季,校園裏到處是撐透明傘的青年。男生們的黑色校服與紅磚樓前的福澤諭吉的銅像,都讓人把眼前的景象與近代日本歷史聯繫起來。

慶應大學源自1857年的慶應義塾(那正是慶應年間),它的成立人福澤諭吉是一位雄心勃勃的青年學者,他顛簸的生命與知識歷程,也正象徵了日本在19世紀的戲劇性轉變。他先是接受的漢學訓練(漢語就像是東亞世界的拉丁文),緊接著他成爲一名蘭學者(在長崎,荷蘭文是連接一個更新的知識世界的唯一橋樑),最終他成了一名狂熱的英語閱讀者,還大膽地前往了美國,並將他如飢似渴亦囫圇吞棗的見聞與思考,轉化成一本接一本的日文著作。

倘若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式的人物是明治時代的政治塑造者,福澤諭吉就是整個時代的思想締造人。這個時代的基調「啓蒙與開化」、「脫亞入歐」,正是藉由他的論著與講學確立的。他自己的命運,也由一個經常擔心被刺殺的夷學者(明治維新前後,一股排外風潮強烈,武士刺殺這些懂荷蘭文、英文的學者盛行一時),變成了思想與輿論的中心人物。如今,當昔日的政治人物都因各種戰爭與政治的原因被刻意淡化後,福澤諭吉的影響似乎仍在繼續。他的自傳是每個日本學生的必讀書目,他的肖像被印在萬元鈔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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