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世界各地民主政體的政治家，那就是：民選政府能否控制席捲本國社會的技術鉅變？如果顛覆性技術的出現，意味著公共政策對創造就業失去作用，那麼民主將面臨威脅。如果數字技術讓國家擁有了實施全面監控的能力，民主也同樣將面臨危險。
谷歌董事長艾立克•史密特(Eric Schmidt)曾說，如果搞一場「人類與電腦之間的競賽」，即便是他也擔心人類可能不會取勝。如果情況果真如此，那麼全世界的民主政體應感到擔憂。美國前財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最近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指出新技術或許能夠解放生產力，但政府必須採取措施，減輕隨之而來的負面效應，並確保隨之而來的各種好處得到公平分配。他進一步指出，問題在於，「在如今這個科技時代，還沒有出現像當年的格拉德史東(Gladstone)、狄奧多•羅斯福(Teddy Roosevelt)或俾斯麥(Bismarck)那樣的人物」。
這幾位維多利亞時代的偉人帶給我們很多啓示。當他們所在的社會經歷電報、電燈、電話和內燃機等發明帶來的鉅變時，他們正在執政。每一位都曾努力減弱技術變革帶來的衝擊，並努力讓勞動階層分享技術變革帶來的繁榮。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的辦法是普及基礎教育，以及賦予工人階級投票權。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則通過立法爲德國工人提供醫療和養老保障。羅斯福更是推出了一整套改革議程，從推動反壟斷立法、制定運費法規、到保護美國公共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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