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家P•J•奧魯爾克(PJ O'Rourke)喜歡跟人說起一則與反美主義有關的故事。1984年他報導黎巴嫩內戰時，經常被真主黨設置的檢查站攔下。一次，他來到了一座檢查站，一羣荷槍實彈、身穿「殺死美國撒旦惡魔」字樣T恤的少年人在那裏把守著。奧魯爾克出示了他的美國護照，一個少年開始痛斥他：「跟我說說，貧窮、戰爭、不公、猶太復國主義——爲什麼這個世界的可怕災難都是美國造成的。」終於，少年停止了數落，把自己的職業規劃告訴了奧魯爾克：他打算去密西根州的迪爾伯恩學習牙醫。
故事精闢地概括了世界上許多人對西方的感情：憤恨與嚮往交織。1492年一些美洲原住民對哥倫布可能也懷有相同的感情。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阿亞圖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羅伯特•穆加貝(Robert Mugabe)和烏戈•查韋斯(Hugo Chavez)等反西方領袖都扭曲和利用了這種反西方情緒。但如果西方真的在喪失全球影響力的話——正如最近敘利亞局勢體現出來的那樣——那麼反西方運動就有麻煩了。西方在軍事和經濟上的衰落可能會削弱反西方情緒。換言之，西方的式微或許讓我們西方人更安全。
自哥倫布以來，我們就經常招惹世界各地的人們——最初是殖民，後來是冷戰，再後來是「反恐戰爭」。我們出手干預，有時是代表正義打擊邪惡，有時是代表邪惡打擊正義，但更多的時候是邪惡對邪惡。外交「現實主義者」認爲，我們需要建立起全球影響力，以保護我們的利益。這是有一定道理的。此外，干預讓西方的外交政策人士有事可做。但另一方面，如果你不斷惹煩別人，他們有時就會攻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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