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市場在理解中國經濟成長放緩的影響、評估相關政策選擇方面遇到了困難。一種極端表現是，部分觀察人士開始討論中國經濟崩盤的可能。但絕大多數人已經轉而認爲，中國經濟成長應該更多地依靠消費驅動，因爲中國經濟成長失衡幾乎已成共識——消費在中國國內生產毛額(GDP)中所佔比重已經逐步滑至35%以下，爲主要經濟體中的最低水準，而投資佔中國GDP的比重則升至45%以上，爲主要經濟體中比例最高的。
中國經濟成長失衡常被歸咎於利率水準偏低或者人民幣匯率被低估。這是一種很方便的解釋，因爲價格驅動資源配置的觀點很容易爲金融市場所接受。但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上週發表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文章，準確地找出了該問題的真正原因，這在主要評論家中是獨一無二的。克魯格曼指出，中國經濟成長失衡可由阿瑟•李維士(Arthur Lewis)獲得諾貝兒獎的模型來解釋；該模型展示了伴隨著投資的成長，剩餘勞動力從農業向現代經濟領域的轉移，是如何導致經濟快速但不平衡地成長的。該模型還展示了，在何種條件下，勞動力供給將趨緊，經濟成長將放緩，中國經濟也將最終更趨平衡——即達到「李維士拐點」——正如克魯格曼指出，這一過程正在導致中國「撞上長城」。
但克魯格曼接下來錯誤地指出，中國的城鎮化連同工業化進程，「導致工資水準在經濟走向富裕時仍然維持在低位」，中國爲了避免經濟成長嚴重放緩，必須儘快平衡經濟成長。和很多其他人一樣，克魯格曼認爲再平衡是中國避免經濟成長過早放緩的解決辦法。正是經濟過早放緩導致了多數雄心勃勃的發展中國家未能實現較高的國民收入水準，這在拉丁美洲國家表現得最爲明顯，這一現象被稱爲「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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