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雜憶（四）

這裏的中國留學生大多出生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像國內很多同齡人一樣，他們喜歡叫自己「八零後」。這也是個充滿反諷的稱謂，他們都竭力表明自己的「個性」，卻又心安理得地把自己裝入這個模糊的集體身份中。

與之前的幾代留學生不同，中國不僅不需要他們的拯救，他們還要藉助中國的榮光。他們的青春期與喧囂的「中國崛起」重疊。中國與西方正在達成新的權力平衡，不再是一邊倒的傾斜。西方的觀念、技術、組織不再佔據天然的優勢，相反地，人們開始認定中國蘊涵著新的成功祕密。留學生的地位也迅速衰落。十年來，留學不再是最優秀人才的必然歸屬，反被視作在國內激烈的競爭失敗後的另一種選擇。留學生人數的激增，也讓他們喪失了從前的特殊性。

但即使有了這樣的心理準備，劍橋的中國學生的表現還是讓我大喫一驚。在到來後的第三個月，我目睹了中國學聯主席競選。這是每年劍橋華人社區最重要的政治與公共活動。中國學生是劍橋最大的海外學生羣體，算上那些讀預科的中學生、來去不定的訪問學者，它的數量接近一千五百人。他們數量衆多、無處不在，卻仍像是劍橋公共生活中的隱形人。在劍橋最大學生報紙Varsity上，我很少看到他們的訊息。我不瞭解那些數量過分繁多的學生活動，但在演出阿蘭•圖靈的悲劇一生的戲院裏，在書店裏，在放映烏克蘭大饑荒的小型影院裏，我很少看到中國人的面孔。同樣顯著的是，當世界媒體都在熱烈討論中國時，這裏的中國學生不知道、也沒興趣發出自己的聲音。